材料一

——据林白、朱梅苏等《中国科举史话》整理

材料二   “癸卯学制”酝酿颁布的20世纪初年，正是清王朝在“危局”中图谋自救的关键时刻，内忧与外患叠加、危机与生机并存。改革教育的目的就是藉此培养挽救王朝末世的人才。同时在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兴学活动此起彼伏，特别是出现了一批普通中小学堂。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部由中央政府制订的统辖各级各类学堂的学制系统，指导、规范和推动全国的兴学活动。而在此数十年间，政府和民间举办学堂积累的经验教训，也使这样一部学制系统的制定成为可能。……1905年，“癸卯学制”中提出的“必须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的要求终于落实。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管理全国教育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正式成立。……“癸卯学制”颁布之际，全国有新式学堂4222所，在校学生92000余人。1912年，学堂数增至87470所，学生近300万人。前后8年，学堂数和学生人数分别增长20倍和31倍。

——改编自田正平《“癸卯学制”两甲子考论》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选任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1982年，党中央首次提出“干部考试录用”的要求；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发布，则标志着党政机关干部“凡进必考”录用制度的初步建立。当前，完善中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面临着一些全新条件。社会公共政治生活与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多方面举措辩证结合，构成了推动中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发展的强大动力。

——萧曙《发展中的中国特色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材料一   在政党制度建立初期，在选举中获胜的执政党都把政府的官职作为战利品，酬劳对该党有功和对选举胜利作出贡献的人，而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等考虑不多，甚至根本不加考虑，公开地进行“肥缺分赃”。

早在16、17世纪，一些传教士和旅行家就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所著述，到19世纪上半叶，大批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著作都认为其“是值得推崇并效仿的”。

——改编自古燕《西方政治的稳定器》

材料二   近年来的“国考热”延续至今，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报名开启前四天，2024年国考报名系统有637108人提交申请，一举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再创新高。在招录条件方面，2024年国考继续向基层和应届毕业生倾斜，且力度加大，对学历要求继续提高。

——摘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一   十五、 十六世纪明代的币制改革恰逢欧洲地理大发现，加上冶炼技术的进步，世界白银产量直线上升。暴富的欧洲上流社会阶层对东方奢侈品的需要，          与明代城市商业对白银的渴求一拍即合。此时的明朝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源源不断地从美洲、 欧洲和日本吸收白银。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都积极拓展远东贸易，菲律宾马尼拉作为新大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中心，常居的中国人一度达到几十万。西班牙船队满载南美的白银而来，换取华商的丝织品与瓷器，再将其贩卖至美洲与欧洲。

——摘自尹敏志《欧亚舞台上的中国》

材料二   上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教授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 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会导致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 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这一悖论称为“特里芬难题”。 其揭示了美元自我膨胀与贬值宿命的内在矛盾。

——摘自卢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特里芬难题”》

材料三   2000-2016年中国外汇储备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亚洲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已进入基础设施大发展阶段。例如，印度计划在2013年至2018年投入1万亿美元兴建基础设施， 但一半资金需要引进外资， 而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满足亚洲巨大的资金需求。 2013年10月2日， 习近平主席与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在雅加达举行会谈时提出， 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由最初的中国、 印度、 新加坡等21个扩大到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在内的57个， 遍及世界五大洲。 亚投行倡议成功实现，并产生了显著和广泛的外溢效果。

———摘编自王达、项卫星《亚投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意义、挑战与中国的应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