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一直是以农立国，春秋战国时的“初税亩”“废井田”，北朝、隋唐时的“均田令”都与赋役制度紧密相连，目的在于确保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盐法、钱法等大量使用死刑直到明清两代仍是如此，且刑罚还有加重的趋势。汉武帝时因与匈奴的战争引起财政危机，实施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之法，唐朝中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中央财政危急，则一反以前经济放任政策，大量制定盐茶酒专卖、两税法等经济立法。历代经济立法都号称是“抑兼并”抑末利方面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巩固地主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于运用国家强制力剥夺和瓜分工商业利润。

——摘编自郭建《中国经济立法史》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广袤的大地上，展开了一场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建，二是迁。一方面国家资金大量投入三线地区，在内地建设大型的钢铁、煤炭、水电、机械等工业基地，并修筑成昆、川黔等重要交通干线；另一方面则是将东部地区的工厂企业，科研单位等以“一分为二”或者全迁的方式，或并入内地既有企业，或另建新厂。以甘肃省为例，仅1965年，就陆续从辽、吉、沪等省市搬迁工厂20个、大专院校2个，科研单位11个，分别迁入兰州、天水，酒泉等地。整个三线建设期间，累计投资多达2000亿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形成固定资产约1400亿元，占全国的1/3；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和工业区，如昆明、攀枝花、六盘水等工业城市和成渝、攀西、关中、兰州等工业区。

——摘编自徐有威等《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及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一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二   中国古代各中央政府为了提高政权运转效率通常会减少地方行政层级，但自秦国推行郡县制以来，任何朝代的基层政区都是县，也从来没有被取消过。但为了解决管理幅员过大和军事问题又会设立监察区和军管区，这些非行政区最终演变为州、道、路、省等地方高层政区，使得地方行政层级变多。秦朝在郡政区实行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汉朝设置13州刺史，唐朝设道对地方派遣监察官员，宋朝设置互不统属的路，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动无不是中央加强集权的创新。自古以来，财政就在行政体制中占据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商鞅变法中制土分民、履亩而税、重农抑商等财政改革措施，保证了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完善。以后各朝从国家安全出发，同时也为了涵养财源，徒民边塞，实行军民屯垦，建立起都尉、都督、都护府或都司卫所等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并逐渐融入地方行政层级中来。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