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中期起，徽州商人在江南经营棉布业极为突出。正德、嘉靖时，徽商程楷兄弟，东贾吴，北贾鲁，“乃吴、鲁人皆乐与少君兄弟游”。嘉靖时，歙县程氏、潘汀州和潘仕等皆曾在苏州经营布业。嘉靖、隆庆时人潘次君者，在江淮业盐，南京业典当，浙江业粮食，而在吴地经营棉布。又如吴良儒，即在吴淞江一带，“以泉布起”，经商的同时，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以尽孝道。

——范金民《明清时代的徽商与江南棉布业》

材料二   明清两朝全国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95%。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1个多出自江南。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多，而且名次前，最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自顺治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三年的14个状元，清一色是江南人。连中三元者，清代全国仅2人，苏州有其一（即钱棨），“三元坊高竖学宫道左”，天下荣之。人称“国朝文运之盛，江苏为最，他省皆不及也”。不仅如此，江南还出现了父子鼎甲、兄弟鼎甲、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自古稀见的科第盛况。

——范金民《江南地域文化的魅力》

注：材料中的江南地区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范围内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五个市，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市，还有上海市，也就是江浙的8个省辖市加上海这1个直辖市的范围，面积大约为40000平方公里。

材料一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前期，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广设军镇，相当于州，镇下置戍，相当于郡，对所在地区实行军事控制。孝文帝为推行均田制、三长制，下令将全国分为38州，除北方边境地区外，中原各地全面裁撤镇、戍，改为州、郡、县，地方管理回归汉晋体制。孝文帝还将州、郡、县依所管地区大小、民户多少等，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级地方长官的品级不同，其下所设属员多少也有相应的差别，规定地方长官“依户给俸”，即据民户多少确定俸禄；又将州刺史带将军号的办法推而广之，各州刺史、各郡太守例加将军号，将军府僚属纳入吏部管理，实际管理一州一郡行政事务，这为隋朝时将地方官吏全部纳入朝廷管理奠定基础。“依户给俸”在孝文帝以后停用，而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等九级，直到唐代一直没有改变。

——《魏书》等

材料二   1115年冬，“阿骨打用杨朴策，始称皇帝，建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国号大金。”金朝建国后，完颜希尹仿效汉字楷字，合女真语创制女真字，阿骨打“命颁行之”。自大定十一年起，在科举考试中专设女真进士科。女真人在创制、推广本民族文字的同时，积极学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汉文化。金世宗为了让不懂汉文的人学汉文化，命译经所翻译了《易》《书》《论语》《孟子》等，“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

——摘编自陈佳华等《宋辽金时期民族史》

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国王们肩负保护民众安全的责任，并为此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以获得对封臣和臣民的有效控制权。11—12世纪，这些制度在西欧逐渐确立起来，它们正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核心。而且，当时商人和市民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民族的行政机构、军队政体、司法和教会不再被一些世袭家族控制着。与此同时，语言的多样性在欧洲形成并保留下来，而这对民族国家形成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罗马法成为中世纪政治理论的基础，而罗马人相信国家是至高无上的。13世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就已经存在。

——摘编自刘成《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意义》

材料二   正是在启蒙思潮与美国革命的冲击下，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法国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它要求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其他人权。这样的要求注定了法国革命会超出一国的范畴，发展成一场整个欧洲的革命：因为当时的欧洲还处于专制王权国家的统治之下，而法国大革命却推翻了这一政治原则，其必然会引起整个欧洲的反弹。

——摘编自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材料一     每十家各令挨报甲内，平日习为偷窃，及喇唬教唆等项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隐漏重甘结状，官府为置舍旧图新簿，记其姓名；姑勿追论旧恶，令其自今改行迁善；果能改化者，为除其名；境内或有盗窃，即令此辈自相挨缉；若系甲内漏报，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轮流沿门晓谕觉察；如此即奸伪无所容，而盗贼亦可息矣。

——《王阳明全集·申谕十家牌法》

材料二   （乾隆）二十二年更定保甲之法：一、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乡村，每户岁给门牌。十户为牌（奇零散处，通融编列），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三年更代。十甲为保，立保长，一年更代。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耗，责令随时报明，于门牌内改换填给。

——《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一》

材料一   宋代土地占有不均问题十分突出，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富民阶层在调控贫富分化与社会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富民阶层通过乡约和社仓建立起有效的救济组织和制度。乡约明确宣示“患难相恤”是自治事业的一部分，约中之人互助互爱，为需要救助的人提供社会保障。社仓以人民户主的方法组成自治性组织，平年扶贫、灾年赈济。这些自治性的制度弥补了政府缺位的问题。宋代的富民认为在家族层次上应该相互扶持，很多家族都建立了族田义庄用于抚恤孤老、资助贫穷的学子求学科举，如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就有良田千亩，用以资助范氏子弟。宋代的富民既占用巨额的财富，同时又拥有相应的文化水平，是宋代的“地方精英”，成为社会稳定的调节器。

——摘编自杨华星《宋代的贫富分化与社会调控》

材料二   亚当斯密的思想在英国的救济制度中得到了贯彻，他认为富人的富裕和穷人的贫穷都是天经地义，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政府不应该承担社会救济的责任。到了19世纪，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工资下降，为此英国政府在报告中提出了“劣等处置原则和济贫院检验原则”，并出台了相关法律，意图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才能获得救济，接受救济者不再拥有选举权以作为政治上的惩罚，意在让贫民通过个人努力而非政府和社会帮助来摆脱贫困。但很多贫民并不愿意进济贫院，因为那里的处境比在工厂劳动还要更差。苛刻的制度并未体现公平和正义，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反而愈演愈烈。

——摘编自腾淑娜《公平与效率视域下的近代英国济贫》等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民众毫无民族情感可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出德文《圣经》等方式，使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等

材料一   一般认为，摊丁入亩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明代中后期，在河南、山东、湖南、陕西、浙江、广东的某些州县已有摊丁入亩的个例，其对清代的摊丁入亩有着深刻的影响。入清以后，要求摊丁入亩的舆论加强，某些地区也继续着摊丁入亩的实践，食盐钞银、匠班银的摊丁入亩也大都先期进行。这些实践活动，无疑为后来的摊丁入亩提供了范式。但摊丁入亩未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正与当时丁额未定有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施之后，要求摊丁入亩的呼声顿起。同时，康熙后期社会上仍留有地卖而丁存、税从人起的现象，赋税负担仍不合理。因此，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御史董之燧上疏指出，在明确纳税丁额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摊丁入地，并且朝廷要立法干预地卖丁留的现象。正因如此，广东于康熙五十五年开始推行摊丁入亩，也是最早实行此改革的省份。

——摘编自陈锋《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

材料二   自1870年起，主要西方工业国家（法国、德国、美国等）都基本确立了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英镑凭借其与黄金自由兑换、自由流动的属性，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信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1913年），全球40%的外汇储备以英镑的形式储存。（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看做是金汇兑本位制的延续，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建立了IMF来监督国家经济政策。”其主要特征便是各国国际储备被美元完全垄断。

——摘编自王浩晨《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与未来趋势研究》等

材料一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伦敦是最早出现近代贫民窟的城市之一。1851年，英国成为首个城镇化率突破50%的国家，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是全国制造业中心与主要贸易港口，吸引着全英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就业人口。同时，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当时英国市场经济并不稳定，许多工厂雇有大量的临时工与季节工。伦敦高昂的房租和物价水平远超其他城市，1850-1880年，伦敦市中心普通住房的租金价格几乎翻了一番。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导致政府更愿意将住房问题交给市场去处理。于是，大量非熟练工、临时工、季节工与失业群体只好搬进过度拥挤、卫生状况恶劣但租金相对较低的居民区生存，而这些居民区也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逐渐成了贫民窟。

——摘编自高舒琦《19世纪英国伦敦贫民窟更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国家。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拥有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两大体系，其中，以“组屋”为代表的保障性住房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而商品房占比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降至不足1%。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1966颁布的《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这保证了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所需的土地。组屋售价由政府根据中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而不是成本决定，建设组屋的亏损由财政补贴。政府还限制居民购买组屋次数，更不允许以投资为目的买房。1994年，政府还推出住房特别援助计划，以各种形式向国民提供住房补贴，使组屋价格始终保持在普通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后期，组屋开始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

——摘编自郭伟伟《独具特色的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