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历程是一部党带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反饥饿的革命史，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史。马克思认为，以私有制为主的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导致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根源，进而指出了解决贫困的基本途径：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消灭剥削，剥夺者被剥夺。在中国人民反压迫、反贫困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党一经成立就把反贫困斗争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百年的反贫困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反贫困和贫困治理当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摘编自雒亚男《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机制创新和历史启示》

材料二   《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到2030年，92个国家中最穷的20%人口将因气候变化而遭受巨大收入损失。2021年2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连续9个月上涨，环比上升2.4%，同比上升26.5%。而作为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导致家庭支出大幅增加，部分家庭由此而陷入贫困。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为例，这一地区成年人识字率仅为60%，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成年人识字率仅为30%左右，基本不具备参与现代化就业的能力。

——摘编自张琦《全球减贫历史、现状及其挑战》

材料一   中国自古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注重强调国家主义观念，立法权、司法权、财政权、军事权等集于朝廷。大陆法系奉行国家主义观念，以国家垄断立法权，主张立法的一元化，通过制定成文法，满足社会和政府需要。……而中国与日本具有相同的法文化和国情，日俄战争日本以小胜大的事实也使清政府认为其原因就是日本变法修律和立宪的结果。……在受聘担任清政府变法修律顾问的外国法律专家中，主要是日本的法律专家，他们在积极推崇和大量传授日本法律制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使清末修订的法律呈现“大陆法系化”特点。

——摘编自赵杨《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中的法律移植》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摘编自中国人大网《法治建设的里程碑——写在民法典通过之际》

材料一   唐代除了完善取士制度，还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有国子监总辖各学。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又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下设国子学、太学、书学、算学、律学等，此外还有弘文馆和崇文馆。唐代还出现众多门类、范围广阔的实科专门学校。

唐宋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书院。书院原为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治学、隐居之地。宋代则将书院发展为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元代政府大力扶持书院，书院院址多选于山林名胜之地，主持人称为“洞主”或“山长”。书院的出现，不仅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代表着社会良知，担当着社会道义，是批判现实社会黑暗腐朽势力的一股力量。到了明代，由于阉党魏忠贤矫旨尽毁国中书院，此后书院渐渐衰落。明代的学校，中央设有国子监（贵族学校），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在边疆及特殊地方则有卫校（军事学校）。清代学制大抵沿袭明朝，科举制沿袭宋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种。考试内容：第一类为经义，出题限于四书五经，文体多为八股；第二类为诏诰律令；第三类为经史时务策。

——摘编自《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

材料二   1901年以后，清政府对传统教育体制改革，改造各级官学，书院改设学堂，改革和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废除科举制度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大发展，促进了留学潮流的高涨，加速了传统教育观念、人才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在晚清最后十年中，留日学生在留学生中占大多数。这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在政策上提倡、鼓励；日本政府推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民族危亡感的强烈震荡；中日两国在地理、文化上的接近。留学生们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这场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变革中，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学说，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初步确立、近代教育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热情投身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系统的初步建立，特别是初等教育体系、中等教育体系、师范教育、事业教育、军事教育、法政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基础；留学生中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近代教育家群体。这些变革实现了以日本教育为模板改革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加速了正在走向衰亡的封建教育体制的解体，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引进了近代西方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使近代教育理论、教育学说、教育观念第一次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培养和造就了中国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摘编自《中国近代教育》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1.6年，2018年，这一数字已提升至10.6年，中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49年至1976年：扫盲运动到基础教育。1949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于1951年起先后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在扫盲运动展开的过程中，基础教育也越来越被重视。1977年—2011年：全面发展基础教育。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了湖南省桃江县《关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指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培养技术人才，其基础在于教育。故要求各级党政官员，切实抓好小学教育的普及。2012年至2019年：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2012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年—2020年）》，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教育信息化，逐步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从最初的扫盲运动到之后基础教育，再到如今推进教育信息化2.0，中国的教育事业呈现出跨越式的飞速发展。

——摘编自《教育强国之路！图说中国70年教育发展史！》等

材料一   中国的儒家世界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具有内向性的社会。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它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

——摘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

材料二   共产党执政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艰巨课题，也是毛泽东艰辛探索的课题。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开创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创新。

——摘编自2019年11月1日《中国组织人事报》江宇《毛泽东如何探索国家治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动荡。在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新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心揣愿景，在探索契合新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促进了新中国的安定团结与恢复发展，亦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启示。

——摘编自2020年02月06日人民网季春芳、李正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