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学者关注天下兴亡与国家盛衰，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儒家总结上古圣人施政安民的理念，揭示“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成为学者从盛衰兴亡中探讨治国之道，实现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他们根据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治国兴邦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以是否有益于世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反映崇尚实际、注重实效的实用理性。

——摘编自庞天佑《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学者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中国文化发生过三次历史性融合。汉代学者对先秦文化进行了整理和发挥，这属于本土文化内部的综合提升。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第二次是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属于东方文化的局部交流。随着佛教文化的渗入，特别是唐代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佛教经典，开辟了传统秦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时代。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中国佛教、精密深邃的佛教哲学，并对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以深刻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融合。明代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科学工艺。这是中国文化第三次融合的开始。

——摘编自李良玉《新文化的起源》

材料三   国学大师钱玄同主张“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剿灭”中国文化，“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言。“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钱玄同

材料一 自唐代中叶以后，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丝路而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唐代海上丝路的繁荣与广州的极盛，是与中国安定团结的统一局面的出现，经济的发展，东西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隋代开辟的沟通南北的的大运河成为唐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唐代又不断完善驿道设施，广州与长安相距数千里，快马3日可达，尤其是开元四年凿辟大庚岭道，把控粤赣咽喉的险峻山路，整治成浩浩落荡的坦途，使运河的南北大通道经赣江、北江而南伸至广州，大大缩短了丝绸之路的启发港广州与内地联系的路程。

——叶显恩《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

材料二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成“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齐涛《朝贡外交和朝贡贸易》

材料三 在2014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务委员杨洁篪指出：“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而今天的丝绸之路则把经贸合作放在重要位置。……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增加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使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率先受益。”

——摘编自杨洁篪《亚洲国家应增进互信，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材料一   齐桓公当政时期，在临淄的稷门设立学宫，“稷下学宫”因此而得名。当时稷下曾先后存在过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以及博学而无所归属的学者。在稷下有定期的学术集会，稷下学宫的讲学已经超出了一般私学讲学的水平，显得更为正规。为了鼓励学者们进行理论探讨，齐国君主让学者们“不治而议论”，即不担任具体职务，却可以对国事发表批评性的议论。齐宣王当政时，齐国势力强大，却能向士人折腰求作学生。正由于此，致使天下学者竞相来齐。

——摘编自王志民《稷下学宫与轴心时代》

材料二   “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这是长沙岳麓书院门前的一幅楹联。岳麓山在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地，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唐末五代时期，僧人智璇等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建起学舍，后在此基础上扩建诞生了岳麓书院。

北宋咸平二年，潭州太守李允主持了书院最大一次扩建，还请得国子监的《义疏》《史记》等典籍，正式建立藏书楼于讲堂之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因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皇帝召见了书院山长周式，并赐予御笔亲书的“岳麓书院”匾额。书院还“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七十二贤是孔子门下德才出众的学生，十哲指其中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并供祀本学派大师以及忠臣学者……这里走出了王夫之、曾国藩等一大批风流人物。后人称赞说：“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洙泗、邹鲁都代指孔孟故乡）。”

——摘编自朱汉民《岳麓书院》

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材料一   社会变革是一种综合性的总体变革，在明清江南首先是从农村中挤出的大量过剩人口往往被封建贵族所吞噬，成为男优女婢，成为青楼娼妓，成为夫佣仆。江南大家蓄奴之风盛行，以至被人称为“第二次农奴化”，人口的价格低贱，一个婢女抵不上一斤人参，家养奴婢千人，在富绅之家是负担得起的。城镇中的手工业太薄弱，我们从地方文献与碑刻中看到，踹工、染工的仅有收入往往被胡乱花在酒肆、赌场与戏馆中，缺乏必要的储蓄欲望。有益于社会生产发展的，从质量竞争变为价格竞争的新消费经济没有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明清江南，实在谈不上有所谓“市民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抗。

——摘编自王家范《明清江南史丛稿》

材料二   对基本品或奢侈品的需求及价格层次的巨大差异引起人口和商品新的流通。这些商业潮流的出现导致城镇特别是贸易城镇的兴起，这又引发城市运动。在由商人组成的第一批经济活跃中心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手艺人，他们保证的商品流通促进了经济的专业化和城市中心人口的集中。当城镇成为一个地理单位并享有特别的法律特权时，便有条件使人口和商品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同样，在城镇内部，完全依赖财富提高地位的统治阶级将自己转变为政治上拥有特权的贵族阶层，因此能够使现实生活条件变得对他们更为有利。另一方面，在大约1300年或更晚一些，这些地方的低等阶级也能够有些许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他们也通过争取法令而影响经济生活，但其目的已不再是获得更高的生产能力，而是要求社会对现存财富资源进行更公平地分配。

——摘编自M.Postan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创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把教化天下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家庭来承担，直接把家庭这个社会最基层的单位及人所依赖的生活环境变成了道德教化的组织机构。《三字经》中提出的“子不教，父之过”，就是社会向家庭分摊教化任务的明证。在家庭伦理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重儒家提出的“孝悌”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序，而且具有尊老抚幼的社会保障功能。它成功实现了把家庭伦理同人际伦理、政治伦理的对接和统一。

宋代进士袁采在《袁氏家范》中提出“子弟有愚缪贫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清代监察御史蒋伊在《蒋氏家训》中明文规定：子孙如果“有败类不率教者，父兄诫谕之。谕而不从，则公集家庙责之。责乏而犹不改，甘为不肯，则告庙换之，终身不齿”。

材料二   在严复看来，个人的自由，若遇到国家的危机，后者更为重要。他告诫子女：“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1921年10月3日，饱受肺病折磨的严复在弥留之际，郑重交代儿女:“须知中国不灭，或有损益，旧说必不可叛。”

1936年，黄炎培四子黄大能即将赴英留学，黄炎培手书“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32字家训”相赠。

材料一 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上（汉武帝）所自造赋二篇……阳成侯刘德赋九篇……太子（刘爽，汉宣帝之子）喜（王）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赋名），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

——《汉书》

材料二 北宋的都城汴京、南宋的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三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

材料   10世纪中期，基辅罗斯与波罗的海地区和拜占庭进行贸易，在政治和经济上，基据罗斯深受拜占庭的影响，一些新词汇也进入到俄语中并被广泛使用，例如十字架、修道士、哲学、逻辑性等。13世纪，一些来自蒙古突厥语系的词语被俄语所吸纳，成为了俄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的与游牧生活有关，如长袍、托运队，有的与国家架构、贸易相关，如国库、商队、可汗。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一世决心打开通向欧洲的窗亲自前往西欧学习，随之而来的词汇包括司令部、港口、船舱、船舵等。18、19世纪，俄罗斯宫廷崇尚法国文化，法语成为俄国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大量法语词汇融进俄语中。其中有的属于生活领域，如长沙发、衣帽间；有的属于艺术领域，如演员、芭蕾；还有政治、法律及军事名词，如行政区、议会、仲裁、侵犯版权、军队。

——摘编自王晓华《俄语外来词的多维度研究》等

材料   战国时期的赵国，诸侯压境，胡骑骚扰，四面受敌，人称“四战之国”。赵武灵王即位后，欲效法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改革。然而，守旧贵族指责其“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努力争取元老重臣的支持，并以“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批驳守旧势力，最终“易胡服，习骑射”，一举扭转了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北魏结束了黄河流域长期的政治大动乱，但鲜卑族拓跋部仍是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孝文帝亲政后，实施了迁都洛阳、禁胡服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与汉族通婚、尊儒崇经和改行汉族典章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史称“斯文郁然，比隆周汉”。

——摘编自华盖《“胡服骑射”与“全面汉化”——赵武灵王和魏孝文帝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