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利改税”作为国营企业“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指导思想的实施措施，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纯收入的分配方式，形成了新的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在新中国税制改革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
(1)根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税制改革的历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税制改革反映出的治国经验。
2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县政改革的主要措施及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
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1)根据材料，概括汉文帝养老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文帝的养老政策。
材料一 1918年，中央观象台提出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即：中原时区（GMT＋8）、陇蜀时区（GMT＋7）、回藏时区（GMT＋6）、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官僚买办以及民族资本工业的出现，航运、铁路等公交企业和电信、邮政等公用事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五时区特别是中原时区的应用。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刻，由位于上海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提供，以电报形式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短短几年，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在车站、码头及繁华街道设置有大钟，为普通市民提供时间服务。南京、青岛等城市还每日定时为市民鸣放电笛报时，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得到了有效实施。然而，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未尽见实行”。
——摘编自孙毅霖《民国时期标准时制的发展》
材料二 从1937年7月起，日本强令伪满洲国使用东经135°标准时，以宣示伪满洲国“国家疆界”的存在及与日本本土在标准时间上的一致。广西本属陇蜀时区，应以东经105°（GMT＋6）为中央经线。但193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通令全省“一律严守本省采定东经110°为标准时刻”，造成陇蜀时快20分钟，比中原时慢40分钟的局面。1939年国府迁渝，为适应抗战军事部署的需要，国民政府再次重申五时区制并规定以陇蜀时区为标准时间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改用陇蜀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无以“北京时间”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时间的决议或法规。但伴随各地方政府的成立，尤其是伴随人民军队军事战略的迅速推进，将军队一直沿用的中原标准时区推向全国，各地电台在实际工作中也自觉以北京所在的中央经线的平太阳时为准，以显示与中央政府的一致，“北京时间”遂成为约定俗成的民用称呼。至此，近代以来未曾整齐划一的标准时间底定一统，自下而上地成为新中国的一项时间制度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民国时期推行五时区制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北京时间”被确立为标准时间的特点与意义。
5 . 材料 “伯克”源于突厥语，后发展为新疆地区官职的泛称。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在原有伯克制度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乾隆密谕言及“阿奇木伯克不过办事大员，勿许自称诺颇，私收贡赋。即阿奇木等缺出……。“不准世袭”。同时一改以往伯克政教不分之弊端，谕命各级伯克务必以民事为任，宗教各守已任，不得互相牵涉。《回疆则例》明确规定：“回疆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参赞大臣拟定正陪，奏请补放。凡本城阿奇木伯克及各城庄阿奇木、伊什罕伯克，均令回避本处。”清政府根据各地伯克品级的高低给他们一定的土地（亦称俸禄地或养廉地）和种地的农奴，作为他们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主要物质来源。伯克虽多由回疆贵族出任，亦应根据朝廷的朝觐规定，定期进京朝觐皇帝，以示忠心。断疆设省后，伯克制度被正式废除。
——摘编自苗普生《伯克制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朝伯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伯克制度对清政府加强新疆地区治理的积极意义。
材料 清中前期，外国银元在东南沿海一带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五口通商以后，外国银元流通的范围逐渐向北扩展至长江流域及内陆地区。晚清时期，张之洞率先在广东自铸银元以取代洋银，其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清政府认识到铸造银元、铜元具有可观利润，且各省铸币不利于币制统一，因此希望收归铸币权，加之英、美、日等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于是酝酿币制改革。然而，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以及清廷内部的分化，造成清政府统一铸币和币制改革举步维艰。而由于铸币所带来的财政独立，使得地方屡屡违抗中央不得私自铸币的命令，从而扩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影响了晚清政局的走向。
——摘编自熊昌锟《清代币制改革的酝酿与纠葛》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政府推行币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对晚清币制改革予以评价。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治理黄河的措施及其效果。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 713年7月，唐玄宗刚刚总揽大政，即颁发了《命新除牧守面辞敕》，要求赴任的都督、刺史都要向皇帝“面辞”，以便皇帝面授机宜和讨论理政安民之道。开元二年(714)正月，唐玄宗又颁发《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指出：牧守与地方治乱至为相关，决定于京官内选“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授以都督、刺史之职，使京官与地方官相互对流。针对以往考核官吏时，县令虽有政绩，也多不得上考(考绩分上、中、下三等)，唐玄宗在《劝奖县令诏》中特别规定：“其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均平者，先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限也……”欧阳修说：“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诫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
——摘编 自田廷桂《唐玄宗改革地方吏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玄宗革新地方吏治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玄宗革新地方吏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