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   金建国以后，灭辽攻宋，忙于战争攻取，一直没有制定成文法，致使将相大臣各以自己的意志为法律，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为所欲为。面对这种情况，金熙宗在汉族文人的帮助下，于“黄统间，下学士院，讨论条例，顽行天下。目之日《黄统新制》，近千余条”。这是金朝颁布的第一部成文法。这部成文法，现已失传，其内容不可尽知，但从零星史料记载中可以知道，“新律之行，大抵依仿大宋”，大约是依据《宋刑统》而制定。《金史·刑志》又记载说，《黄统新制》是“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说明《黄统新制》也参考了唐律和辽法。金朝的法律属于中华法系，具有封建法律的特征。

——摘编自赵永春《论金熙宗的改革》

材料 隆庆元年,张居正开始参与军务 ,这也是他通过政治改革整饰边防的开始。谭论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进士,由于他长期在倭寇横行的东南沿海任职,有着丰富的带兵经验。通过对于这样一位文官的考核张居正力排众议让其接任蓟辽总督。张居正还实行“宽文法以伸将权”。大力提倡开垦军屯,严格按照“军数明则田数明”的思路清丈军屯。《明实录》记载:沿丘履亩,一一丈量视旧额有无,分别肥瘠。”在《陈六事疏》中,请求穆宗皇帝下旨兵部，“申饬各边督抚,务将边事著实举行,俊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有备,而虏不敢窥也”。“庚戌之变”后,边防废弛,俺答汗屡次南下。张居正启用戚继光等名将在旧有长城的基础上建成空心敌台一千余座,御敌能力大为加强。

——摘编 自李海泉《张居正改革对明代北部边防的影响》

材料　　魏晋“八议”制度源于周朝的“八辟”制度，秦时因法家学说占主导而被废除，西汉时被再次采用。曹魏时，陈群等人将“八议”制度首次写进法典，后为各朝律法所沿用。据记载，魏晋时期，“八议”导致“王侯子弟皆长而骄蹇不法”的事情屡见不鲜，《北史》中也有北魏大臣获得“八议”特权而骄横的记载。如权贵杜恕虽犯法但因其父杜畿曾经“受诏作御楼船，在陶河试船，逼风没”，只是被免为庶人，贬谪到章武郡。魏晋时期，“诏教与东阳王教同人八议，永受复除”，诸如此类皇帝授予宗亲和大臣“八议”之权的例子也十分常见。魏晋虽然在律法中规定了“八议”，但多语焉不详，法律多为具文，直到唐代，《唐律疏议》对“八议”适用的范围有所限制，才对“八议”的适用情况进行明确的规定。

——摘编自张潇《浅柝魏晋时期“八议”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金史》记载，金世宗“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他认为：“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大臣唐括安礼言于世宗曰：“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世宗随即说：“朕谓卿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卿习汉字，读诗、书，故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真拜，卿独汉人拜，是邪非邪。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真、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真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

材料二   当政局刚一稳定下来，国家步入正轨，金世宗即开始了对女真民族的整顿与改革，其措施主要是推广女真文字，加强女真青年的教育，“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在世宗看来，女真民族淳朴自然的“旧风”，不但不与儒家的伦理观念扫背谬，反而十分契合，因此要加以弘扬，以这种“女真旧风”来实践儒家伦理思想，世宗还希望通过艺术途径给女真旧风打强心剂。在一次宗室宴会上，世宗感慨族人唱歌都用汉语而说道：“吾来数月，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

材料 公元前24世纪上半叶，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著名的城邦拉格什发生了迄今所知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成文记载的改革一乌鲁卡基那改革。改革前夕，王宝贵族、祭司贵族和世俗贵族大肆剥削和压迫平民，使其处境日益恶化，与奴隶相差无几。乌鲁卡基那上台后，下令赦免了那些因欠债、欠租而被监禁的公民们。尽管债务奴隶制在他在位时一度被废除，但却并未从此绝迹。据铭文记载，乌鲁卡基那曾把面包和酒作为固定口粮发给手工业者行会。乌鲁卡基那仅在位约八年，完成了九个建设项目，其中包括一座手工作坊和数座庙宇，这些庙宇同时也是交换产品的集市。他在位期间，挖了两条运河一伊得尼娜都运河和尼普尔运河，而且把这两条河连接了起来。他还颁布关于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植物的栽植等条例。乌鲁卡基那主要从经济上略加改善下层平民的处境，而奴隶地位没有得到一点改善。随着拉格什的灭亡，乌鲁卡基那的改革措施逐渐消失。

——摘编自刘英伟《乌鲁卡基那改革与梭伦改革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