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田地荒芜、水利失修、百姓流离失所。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针砭时弊，以“民本”思想为主导，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澄清吏治，严明赏罚，惩治贪赃，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显德二年（955年）五月，世宗下令“毁佛”，停废敕额（朝廷给予寺名）以外的寺院3万余所，敕额以外僧尼一律还为编户，禁私度僧尼。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安抚流民，招民垦殖逃户田。显德五年（958年），颁布《均田图》，派遣官员赶往各地“以据田亩，均定税赋”。954年周世宗命李谷到澶、郓、齐等州按视堤防，发丁夫六万人修理了三十天。再派吴延祚去修理黄河河堤，减轻了黄河水灾，使流民生活初步安定。采纳张永德建议，杀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同时大赏有功将士数十人，检阅禁军，留用精锐老弱，又招募天下壮士到京城，令赵匡胤考较武艺，挑选优异者组成特别精锐的军队称为殿前诸班。周世宗还修订历法，考正雅乐，广搜遗书，雕印古籍。

       ——摘编自欧阳修《新五代史》等

材料 《马关条约》震动了清廷朝野上下，励心变法、图强保国的呼声高涨。“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竟言自强之术”，均以为“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这一时期，张之洞目睹湘、淮旧勇积弱无能，亦不断奏述：要抵御外侮，必须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

1895年，自强军在江宁（南京）建立，由张之洞聘请德国将弁35人帮助教练。自强军所招士兵必须“年在16岁以上，20岁以下，体力精壮，向不为非者”。自强军比较全面地仿效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建制，改变了清朝军队单一化的落后现象。张之洞认为若仍以华官管带，新军积弊便会如故。因此，自强军营哨官“均以洋将洋弁为之”，华官只能为副。武器装备大多需靠外债购自西方列强。

甲午战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更由于整个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自强军的试验只能归于失败。

——摘编自王贤知《自强军编练述略》

材料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顺应民意，率领部众17万人踏上东归祖国的旅途。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受到清朝政府的热情欢迎。1771年6月，清政府官员在伊犁河畔会见了渥巴锡。清政府及时赈济土尔扈特部，又划定牧地，对他们进行安置。同年9月，乾隆皇帝于承德避暑山庄召见渥巴锡，封他为卓哩克图汗，意为“英勇汗”。为了方便统治和管理，乾隆皇帝将土尔扈特分为新、旧两部——旧土尔扈特由渥巴锡统领，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新土尔扈特由另一首领舍楞统领，分二旗。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以记此事。这两块碑文今天依然保存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普陀宗乘庙内。

——摘编自王磊《土尔扈特部东归：谱写爱国主义光辉篇章》

材料 北宋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性警悟，晓书史”，真宗“阅天下封奏”，凡有疑难，她都能援引此前事例、制度答对，“益为帝倚信”。真宗驾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仁宗十二岁即位，太后“称制凡十一年”，先后提拔了王曾、吕夷简、鲁宗道等贤臣，能够虚心接受这些人的进谏。称制期间，太后也曾借口仁宗年幼，试图“欲独受群臣朝”，但终因大臣“力陈其不可”而作罢；与仁宗同往慈孝寺时，她曾让自己车驾走在仁宗前面，但当鲁宗道指出“（妇人）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殁从子”后，她也欣然接受。唯有临死前，她“服天子衮冕（服饰）”谒太庙，群臣勉强依从。但太后终不愿意辜负真宗对她的恩遇，当有人献媚太后，呈上《武后临朝图》，“后掷其书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后人评论，章献明肃太后“有吕（雉）武（则天）之才，无吕武之恶”。

——摘编自脱脱《宋史·后妃传》等

材料   1888年3月，刘铭传在台北设邮改总局。这是我国第一个自立的邮政机构，是我国邮政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1886年，刘铭传苦于台湾的通讯落后，与内地的联系困难，上奏朝廷，提出：“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每至匝月兼自，不通音信。水陆电报，实为目前万不可缓之急图。”他一方面积极架设贯通台湾南北的陆路电线和铺设台湾、福建间的海底电缆，另一方面他又以销递迟缓，延误时机，而创设邮政机构，开始了我国新式邮政机构的改革。他以台湾站制为基础，参酌当时海关邮政办法，于1888年11月颁布（邮政条目十二条》和《台湾邮政票章程），创立新的邮改组织。他改旧驿站为邮站，直接隶属邮政局，不再附属衙门机构：所有递送公文一律粘贴邮局发送的邮票，即使衙门发送的公文也不例外；商民便函，也凭邮票传递，收取邮资以信件重量和道里远近为准。为此，邮政局不再像旧式铺递那样仅仅是官方公文的代递机构，而是官民合用的近代邮政机关了。

——摘编自邱江生《中华正气》

材料   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势衰微，经济困难；而桓公欲图霸业，想有一些作为，拜管仲为相，实行改革。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定三官制度。……郊外设邑、卒、乡、县、属等机构。……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经济方面：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以农为本，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本末并举。

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

——摘编自中华文本库

材料一   清末十年间，为了化解统治危机，最高统治集团与地方督抚联合推行“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初行地方自治。1909年，除新疆缓办外，全国21个行省的代议机构一谘议局全部成立，县级代议机构一议事会也陆续成立，1910年，中央代议机构一资政院成立，这些机构具有中央、省、县三级议会代行机构的职能，在皇权官权之外另立一个政治重心。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自治者，与官治相对待而言，无官治，则无所谓自治，自治之事源于国权，国权所许，而自治之基乃立。由是而自治规约，不得抵牾国家之法律，由是而自治事宜，不得违抗官府之监督，故自治者，乃与官治并行不悖之事，绝非离官治而孤行不顾之词。”“万事非财不举，地方自治既不能动用国家正款，则于旧有公款公产而外，不能不别开筹措之途。然若漫无限制，则浮征滋费，势所难免，而甚者会敛逾等，或至与国税相妨，则尤与自治宗旨相反。”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二   对于清廷的改革，1906年《东方杂志》发表如下看法：“假文明之面目而增其附和之程度”。“则数年以内形式毕具而腐败危险将视昔而甚。"1907年，《中国新报》刊发《国会与地方自治》一文指出：“欲普及地方自治，须速谋开设国会"，忽视国会，“亟亟地方自治，不惟足以阻谋开国会者之气，而又将有危乎吾国家者在也。”革命党人认为：“苟只为设一自治局所，何则有利于人民耶？”“筹办宪政，就朝廷一方面而言之，则挽救危亡之局在是，图收富强之效亦在是。就人民一方而言之，则恢复国有之权利在是，造就国民资格亦在是。”

材料   梭伦改革以后，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建立了僭主政治。他处理国政是温和的，是宪法形式的；公民大会和执政官的选举照常进行，虽然担任官职的人都是他的党羽。他设立地方法庭，常常下乡巡视，调查争执，解决纠纷；拨款借货给贫困农民，使之能够依靠农耕维持生计。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雅典与周边城邦保持友好关系，对外商贸畅通。他还大兴土木，组织节日庆典，把许多诗人请到雅典，使雅典成为希腊文化艺术的中心。亚里士多德曾评价：“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希庇亚斯的统治被民众推翻，克里斯提尼当选为执政官并实行改革。

——摘编自林志纯《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