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面对北宋初年以来形成的一系列积弊，范仲淹认为最根本的是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问题。他在《上执政书》中写道：“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他希望限制佛老之书，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儒教式的文明国家。他也特别强调与学术思想相关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的改革，指出“某谓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宜乎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孰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他的文化教育改革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层面，即进行学校制度、选举制度的改革，从制度上保障人才的培养、人才的选拔，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二是学术思想层面，即学校教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强化“明经”（求体）与“策论”（达用）的内容要求，特别要能够“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义、忠、信。”

——摘编自朱汉民《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

材料   清代初期，河北漳南书院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尝试。讲求实学、会通中西的颜元是这次书院教育改革的主持者，他认为当时“举世无一真德真才”的可怕局面是理学片面追求讲读静坐和书本教育造成的，由此力倡培养经世人才。与当时流行的八股应试教育迥然不同，漳南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习礼歌诗、文书计算、科技工艺、体育军事、农商钱谷等实用知识，教学方法则侧重正面教育和奖赏激励，同时强调“习行”和“习动”求凡事要亲身实践，付诸行动，健全体魄。民国时期蔡元培曾指出尽管漳南书院的制度已经过时，但对尚未解决的很多教育问题仍有深刻启示。

——摘编自李伟波的《颜元对书院教育的改革创新及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