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国近代史上的文字改革运动，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从运动的整体情形看，它实际包含四项内容：施行汉语拼音、使用简化字、写白话文、推广普通话。四项中的每一项，又可以单独构成一场运动，四项内容在实际运动中往往结合在一起。运动大体以辛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文字改革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在文学革命的框架内，借着五四运动的强大气流，迅速升腾为席卷全社会的潮流。“五四”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不但得到了北洋及国民政府的认可，而且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与弘扬。整场文字改革运动，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书同文、语同音”的目标。文字改革运动将汉字改造成为了一套科学符号，使其真正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掌握，堪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

——摘编自李洪岩《浅议近代的文字改革运动》

材料   刘晏改革漕运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派役，实行雇佣制，变民运为官运，改强迫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即由国家经营转运粮食的业务，政府用榷盐所取得的丰厚的收入的一部分雇船工水手转运，付给他们可观的工资，对提前完成任务……的水手给以优惠的奖励。刘晏还把招募来的船工水手组织起来，采用军事化管理办法，派部属卒每船30人，十船为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掳，确保安全运输。这样改革的结果是……每年多达110万石……从江淮运到关中，只需40余天。损失大为减少，竟“无升斗溺者”……每斗价格比以前减少了十五钱。刘晏改民运为官运，没有强制征用一个老百姓服劳役，史称“不发丁男，不劳郡县”。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开始着手整顿崇宁五年（1106）以来被荒废的各项货币政策，“复广、患、康、贺州旧铸夹锡钱监”，恢复夹锡钱的铸造和通行，国内货币市场内流通的夹锡钱数量再度迎来铸币高峰。同时蔡京也对小钞的定位做了调整，“勘会外路当十钱诏不行使路分，民间私有当十、当五、当三钱并限今来指挥颁到日，限一月纳换，除官铸钱以小钞给还外，其私铸钱计小平钱三文足，或愿依中卖铜价者听，并以小钞给之；给限满不纳入官，或限内私相交易者，依私铸钱法施行。”即以一当三，若超过兑换时间仍持有私铸当十钱，就以罪论。这是蔡京逐步淡化小钞吸收当十钱的重要举措。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民间流通的当十钱必然不可能尽数交纳，但是实际上宋廷给予百姓的补贴也是比较适配大钱实际价值的，也能够吸引百姓前往兑换。所以这条诏令的实际意义就在于否定民间对当十钱的私铸，同时肯定了官方当十钱的再次流通，这对打击民间盗铸行为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齐德舜《蔡京货币改革与陕西路金融体系的崩溃》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在李朝前期朝鲜封建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李成桂采取各种措施整治和加强专制集权统治。1388年，丈量全国公私土地，登记造册，收归国家所有。1391年，对两班官僚及其他贵族按等授田，第一科（一等）授田150结（李朝以生产20石粮谷的土地为1结），以下递减，第十八科为末等，授田10结。对地方豪族和士兵另授军田，每人5-10结。其余大部分土地为公田，由国家分配给农民，征收租税，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财政收入来源。科田法是国家把土地的收租权转让给受田者，即受田者只有收租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领有科田和军田者还必须向国家缴纳相当于田租1/10的田税，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

材料   文帝即位之际问题很多，如臣重君轻、匈奴侵边、诸侯王坐大等。针对这些问题，汉文帝采取了柔缓、德孝和刑威思想治理国家。在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后，他鼓励老百姓勤劳耕作，采取了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和宽简行政、平狱缓刑的措施，凡事尽量做到温和、宽厚，以柔缓思想治国。同时，他不仅要求人们在言行方面服从统治，而且要在内心顺服。于是，他增强人们的德孝意识，让人们对“德”与“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了适应统治需要，汉文帝用武力维持了较好的社会秩序，实现了国家安定，有效保障了其治国政策的顺利推行。三种思想和实践相互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汉文帝的治国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汉文帝仁君形象和西汉文景盛世形成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周世霞《汉文帝治国思想及实践研究》

材料       汉武帝初年，随着经济发展，一大批大工商业主崛起，实力雄厚。汉武帝对这些巨商非常反感，认为商人都是些见利忘义之徒，不愿与国家共克时艰。多年对匈奴的征战消耗巨大，国库早已空虚，汉武帝最终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颁布了告缗令。

所谓告缗，是指鼓励民众举报商人的偷税漏税行为。告缗令规定，凡瞒报收入的商人一经查实即查抄全部财产，其中一半归入国库，一半奖励举报有功者。一时间告发商人成为社会风潮，甚至成为普通百姓的一条生财之道。经过近10年的告缗，全国富商大部分已被消灭。

《汉书·食货志》称朝廷通过告缗“得民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但民间商业在如此残酷的打击下被摧毁殆尽，市场凋零。告缗制度由一开始针对富商，很快扩大到几乎全部的商人阶层和有产者，最终导致稍有积蓄的家庭都被波及。社会上告密、诬陷成风，诚信沦丧。告缗令成为酿成汉武帝末年巨大社会危机的诱因之一。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利改税”作为国营企业“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指导思想的实施措施，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纯收入的分配方式，形成了新的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在新中国税制改革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

材料   馆驿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通机构，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唐玄宗幸蜀时曾“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停留食宿。唐代以来，国家政令均是依靠馆驿来传递的，“事当谋叛已上，驰驿奏闻”，地方上发生紧急事件时，如灾荒、叛乱等，“飞驿以达警急”，“邮驿本备军速”。唐玄宗赐杨慎矜自尽后，将其亲眷“所在即差纲驿领送”，武后以谋反罪将裴炎“斩于都亭驿”，唐昭宗时“（王抟）贬崖州司户参军事，赐死蓝田驿”等现象也较为多见。此外，唐代还有七条国际性驿道，双方经此进行友好交流，如东亚的“高丽、百济、新罗……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南亚的昆仑国“出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来唐交流。

——摘编自黄明建《唐代馆驿制度及分布特点探析》

材料 1932年，为应对全国性的霍乱大流行，铁道部一方面在疫病严重的陇海铁路设立了临时防疫委员会，另一方面于同年6月4日颁布《铁路防疫章程》，规定伤寒或副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在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理红热9种疫病为法定传染病。铁路卫生防疫机关针对有上述传染病出现或流行的情况，可采取若干相应或必要的处置措施，包括对过往人员进行检疫，对有嫌疑者实施隔离……在疫情严重区域应设置临时检疫所、传染病医院。在发生疫情区域的车站，要立即停止售票，各列车亦不得停靠谊段各车站。

——摘编自袁华平《近代中国铁路卫生防疫与铁路卫生建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