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特点，并指出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意义。
材料 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在流民集中的地区，设置侨州、那、县，侨人单独立籍，称为侨户。东晋政权通过这种办法维护了南迁士族的特权，他们可以奴役依附户而不负担赋役。但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定，侨州郡县的问题就暴露出来。……它造成户籍制度的混乱和影响国家收入。东晋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实行土断，即整顿户籍，让侨户着籍输课。王导执政时曾于咸和二年（327年）整顿户籍。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年），又实行土断，王公以下都以土著为断，把其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户籍。刘裕当政时，再次实行土断，首先从江、荆二州开始，逐步推行于全境，称“义熙土断”。土断是政府与世家大族争夺人口和赋役的斗争。通过土断，世家大族所控制的人口成为国家编户。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进行土断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魏晋时期土断政策的历史影响。
材料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59年3月10日旧西藏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废除旧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封建特权和乌拉差役、人头税，依照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县、区、乡农民协会，进行民主改革，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通过赎买等政策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此次改革为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常安《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务院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目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藏民主改革的影响。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为了统一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同时由于各解放地区的差异性，党中央决定将原先分立的各解放区政权适当合并，于1949年前后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及华中行政办事处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形成一种大行政区制度。大行政区政府大都成立于由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转折时期，决定了其自身建设由根据地的游击式政府向正规化政府建设演进。各大行政区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则可以看做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总起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民政权体制，是新中国诞生前所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实践和探索，具有重大的创制性意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宝贵财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与启示，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
——摘编自黄建红《解放战争时期的大行政区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解放战争时期大行政区制度的建立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大行政区制度的意义。
材料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和危机之中，救亡的政治思潮纷纷涌现。“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成为20世纪初期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方案是由各省民选省长，制定省宪法，确立省自治，进而通过联省自治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各省军阀纷纷表示拥护省自治，旨在“利用民气，以图自保”。湖南军阀谭延闿首先宣布自治，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资产阶级应军阀之邀参与制宪，或著文立说，各抒己见。章太炎发表文章指出“近世所以治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联省自治由本省人充当本省的文武官员，……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胡适则通过文章提出“军阀权限太多，中央无力制裁军阀。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充分发展其潜势力，来推翻军阀……已经可以成为号召的旗帜了。”1923 年，随着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破产。
——摘编自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
(1)根据材料分析“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资产阶级思潮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受到地方军阀拥护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救亡思潮产生的影响进行合理的解释。
材料一 1918年，中央观象台提出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即：中原时区（GMT＋8）、陇蜀时区（GMT＋7）、回藏时区（GMT＋6）、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官僚买办以及民族资本工业的出现，航运、铁路等公交企业和电信、邮政等公用事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五时区特别是中原时区的应用。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刻，由位于上海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提供，以电报形式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短短几年，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在车站、码头及繁华街道设置有大钟，为普通市民提供时间服务。南京、青岛等城市还每日定时为市民鸣放电笛报时，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得到了有效实施。然而，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未尽见实行”。
——摘编自孙毅霖《民国时期标准时制的发展》
材料二 从1937年7月起，日本强令伪满洲国使用东经135°标准时，以宣示伪满洲国“国家疆界”的存在及与日本本土在标准时间上的一致。广西本属陇蜀时区，应以东经105°（GMT＋6）为中央经线。但193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通令全省“一律严守本省采定东经110°为标准时刻”，造成陇蜀时快20分钟，比中原时慢40分钟的局面。1939年国府迁渝，为适应抗战军事部署的需要，国民政府再次重申五时区制并规定以陇蜀时区为标准时间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改用陇蜀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无以“北京时间”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时间的决议或法规。但伴随各地方政府的成立，尤其是伴随人民军队军事战略的迅速推进，将军队一直沿用的中原标准时区推向全国，各地电台在实际工作中也自觉以北京所在的中央经线的平太阳时为准，以显示与中央政府的一致，“北京时间”遂成为约定俗成的民用称呼。至此，近代以来未曾整齐划一的标准时间底定一统，自下而上地成为新中国的一项时间制度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民国时期推行五时区制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北京时间”被确立为标准时间的特点与意义。
材料 清中前期，外国银元在东南沿海一带逐渐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五口通商以后，外国银元流通的范围逐渐向北扩展至长江流域及内陆地区。晚清时期，张之洞率先在广东自铸银元以取代洋银，其后，湖北、江苏等省纷纷仿效。清政府认识到铸造银元、铜元具有可观利润，且各省铸币不利于币制统一，因此希望收归铸币权，加之英、美、日等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于是酝酿币制改革。然而，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以及清廷内部的分化，造成清政府统一铸币和币制改革举步维艰。而由于铸币所带来的财政独立，使得地方屡屡违抗中央不得私自铸币的命令，从而扩大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影响了晚清政局的走向。
——摘编自熊昌锟《清代币制改革的酝酿与纠葛》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政府推行币制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对晚清币制改革予以评价。
材料：1908年，作为筹备宪政的一项措施，清政府仓促决定进行人口普查。为此，制订了以全部人口数字为调查目标的全国普查人口六年计划，并在内务部下设立了统计司。调查项目涉及身份、迁移、婚嫁等多方面内容，职业方面，辨明官商士民分别注明。由于人手不够，两广总督奏请“将此次调查户口拟酌缓至乡镇巡警设编及识字学塾较多时再行补办”。在实施中广东省新安出现调查“乡愚不明调查之理由，然谓将抽丁抽税，屡滋事端尤为剧烈”……而调查“多不尽不实，州县多粉饰以应之；上官敷衍门面，遂隐忍而受之；自欺欺人，莫甚于此”。四川华阳县出现了“（士绅）竞争议席，或至舞文浮虚，皆非确数”现象。普查匆匆开始，六年的计划只用四年便草草了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
（1)根据材料，概括清末人口普查制度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清末人口普查失败的原因。
材料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出现工业品奇缺、农副产品滞销、价格上涨的现象，苏区军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部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在赤白交界地带逐渐构建起一个有总局、分局和采办处的“对外贸易网”，以苏区的产品如谷米、钨砂、木材、茶叶、烟、纸等，换回白区的工业品如食盐、布匹、煤油、火柴、药材等。在对外贸易运营过程中，实行灵活的外贸政策，对外贸易局直接经营部分商品，同时以“减收半税”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和吸引私人商业。为了平抑粮价，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粮食调剂总局，其仅在1933的五个月中，有27万元的商品流转，并得到7000余元的盈利”
——摘自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建设》
（1）根据材料，概括中央苏区“对外贸易”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央苏区“对外贸易”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