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育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钦 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湖南近代教育改革在民国建立后拉开帷幕。湖南军政府先后设立学务司、教育科，裁撤清末各县劝学所，县署内设第三科掌管全县教育事务。学务司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将全省教育系统分为保育、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6大类。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讲经课，代之以民主自由；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学上开始摆脱填鸭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并实行多元互补的现代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湖南各级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留学教育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材料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依照孙中山权能分治、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理论等设想，建立了以“宪法、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行政法”为主干的六法体系。1945年，国民政府聘请美国哈佛法学院庞德教授为司法行政部顾问，进一步司法改革。庞德是“社会工程”法学流派创始人，强调法律更应服务于全社会，但也极力维护《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的合理性。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以极激愤的言辞予以批驳，将庞德提出的“总统集权的五元制合乎国情”“民主不能移植”等观点视作“外毒”。1948年11月，庞德离开了中国，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化为泡影。

——摘编自周雅菲《西法何以未能东鉴——庞德与中国近代的法律改革浅析》

5 . 材料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医事制度已不能适应增进民众健康的要求，受西学东渐和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医学界人士及知识精英在借鉴和学习外国医疗保障制度后，提出实施公医制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政府逐渐变革医疗卫生体制，确立了以传染病防治为重点的疾病防治模式，疾病控制策略也开始由个体转向群体、由民间自发到政府组织转变。金宝善代表国民政府卫生署详细说明公医制度的医疗组织机构建设可以分中央、省、市县三个阶段进行。一是中央有卫生署及卫生实验处两个机关。二是每省有卫生处，负有督促各县卫生院工作实行的责任，必要时还可以添加训练班的设置，以训练下层卫生工作人员。三是县市是医事建设的单位，每县分县卫生院、卫生所、卫生分所，设卫生员。卫生员专做急救、生死报告、卫生宣传、种痘等工作。公医制度加速了中国医疗制度由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过渡，但也存在公医制度设计未能很好满足社会现实医疗、防疫需求以及和民众观念契合程度不高等问题。

——摘编自史经霞《民国医疗制度变革的理想与实践》

6 . 材料   晚清州县办公经费存在着公私不分、使用无确定限度等特点。在人口压力和州县事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摊派不断增长，养廉银不断扣减，州县财政入不敷出，随以经制外加收的办法来解决经费来源。而浮收过多，不仅民生日苦，更加剧了吏治败坏。咸丰同治年间，一些省的督抚从整顿吏治出发，进行了裁减浮收陋规以定公费的改革。湖北巡抚胡林翼革除一切冗费，将裁减后的浮收补充各衙门以应办会之需。江西巡抚沈葆桢也裁减浮收，明定限制，确定数额，江苏巡抚丁日昌将陋规充公以作为办公之费，办法更为清晰。咸同年间的“公费”改革，将各种陋规裁减，然后归入司库，再按规定数量支取。对澄清吏治、减轻州县负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作用极为有限。

——据刘伟、刘魁《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与公费改革》

7 . 材料   以下是英国议会改革进程表:

8 . 材料: 明初的监察制度效仿元制设御史台、掌监察，下设殿中司和察院，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式创设督察院，完成了台、察合的制度创新，“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明朝历代统治者制定并完善了监察法规，先后颁布了《宪纲条例》《大明会典》等。

——《浅论明代监察制度》

材料   1990年后，日本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低迷期和多党联合执政的混乱期，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交织混杂的局面。在新的挑战与竞争加剧的形势下，日本原有行政机构设置及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弊端日益严重。

1996年，以首相为会长、全部委员由民间人士组成的行政改革会议，历经59次讨论后提出行政改革的总体方案。1998年，又成立了以全体内阁成员组成的改革推进本部，专门负责实施改革方案，并设置了由民间人士组成的顾问会议来监督改革的内容和进展情况，1999年，国会通过了包括《中央省厅等改革相关法的大纲》等多个相关法案，2001年，改革推进本部依据法令，将原中央政府机构由1府22省厅缩编为1府12省厅，并计划10年内将公务员总数削减25%；同时，将国立医院、邮政、博物馆等84家单位从政府部门中分离出去，委托给民间管理实现民营化；推进地方政府合并，计划将原有的3000多个地方政府缩编为1000个左右。

——摘编自董武《日本的行政改革及启示》等

材料：咸丰以降，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中，沙俄趁机对中国东北领土进行侵吞，导致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大量贫苦百姓出关开荒谋生，造成奉天地区（今辽宁省及内蒙和吉林的部分地区）民人数量剧增，为数不多的州县衙门难以维系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加之相沿已久的旗民二元管理体制下各自为政、吏治败坏的弊病，使得当地匪盗横生、百姓困苦。在这种情况下，清廷被迫于光绪元年（1875年）差派办事练达的刑部尚书对奉天地区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崇实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盛京将军按内地总督体制加兵部尚书衔，统辖奉天地区钱粮、驻防、刑狱事务，并兼管奉天府尹，成为当地名符其实的最高长官；奉天刑名案件由将军、府尹负总责，盛京刑部侍郎只能对重大案件按律审结，其他案件不得干预；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尹每年最少得养廉银八千两和六千两，其他官员亦应一定程度加薪。崇实的改革开启了清末奉天地区行政体制变革的序幕，当地实行了二百余年的旗民二元管理体制开始被州县一元管理体系所取代，进而逐步确立了同于内地的单纯以地域划分的行省政区模式。

——摘编自刘洋《崇实改革与清代奉天地区政区变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