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西周时期，我国便有了一套户口管理与户口统计制度，但户籍制度原始而简陋。春秋战国时期，以成年男子自立为户的小农家庭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格局形成，“以户定籍”的户籍逐步确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在其统治区域内，开始全面整顿户籍制度，使其初步制度化，尤其是对成年男子登记十分严格，这与秦王朝大兴徭役有密切关系。秦代的户籍除一般人民的编户籍之外，由于各色人等的社会地位不同，还有一些特殊的户籍。秦代户籍等级的明显区别，还具体表现在“闾左”制度中。贫富阶层分居闾里左右，在户籍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汉承秦制而有所变革，户籍制度更为完善、更为严格。当时的户口登记，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缀有现任身份。不过，在西汉初，除男子要登录年龄外，其他人恐怕是只书县名数即可。随着口赋、算赋的征收，所有成员均需登录年庚。后来，由于赀算的征收，对家庭资产的登录也成为户籍登录的一项内容。至武帝时代，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

——摘编自陈锋、张建民主编《中国经济史纲要》等

4 . 材料庆历四年,知制诰欧阳修等人起草并颁布贡举新制,使得科举考试各方面都有了参考标准。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论述》中对庆历科场新制的内容作一详细的录入:进士（省试）试三场,不改封弥、誊录制度。考试顺序为:先试策三道,一问经旨,二问时务;次论一道;再诗赋各一道。关于旧时的试帖经、墨义,今统统取消。关于各场的评判标准:初场引试策,先次考校。内有文辞鄙恶者,对所问不备者（谓十事有五项以上不对者）,误引事迹者（谓十事误引五项以上者）,虽能成文却理识乖谬者,杂犯不考式者,凡此五等,并不更考论。对于论,内有不识题者,文辞鄙恶者,误引始者（十事误引三项以上者）,虽有成文却理识乖谬者,杂犯不考式者,凡此五,亦不更考诗赋。第三场诗赋毕,将存留策、论卷子上与诗赋通考定去留。合格荐名者,出榜告示。

——摘编自许洪波《宋初科考与文赋--以欧阳修为中心》

材料 唐代大臣傅奕（555年—639年）在政治上不因循守旧，上书《请革隋制疏》。疏中他认为，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如今官名、律令等仍用隋旧，不甚妥帖。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功极作乐，治定制礼”。同时，他还具体地提出两项改革方案：一是减轻刑罚。他在奏疏中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卫鞅为秦制法，始皇为挟书律，此失于烦，不可不鉴。”隋朝更是“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因此他主张应减轻刑罚。二是减少官员。他在奏疏中说：“官贵简约，夏后百官，不如虞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他主张官多不如官少，精减官员。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五代十国割据战乱局面造成的恶果以及后来赵匡胤夺权的经历，使他体会到了“兵”的重要性，所以后来他加强中央集权的中心措施便是兵制改革。在杯酒释兵权中，殿前副点检这一重要军职也被废除。其后，宋太祖对禁军领导机构进行了大改组，改组后的禁军领导机构分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统领禁军的办法，但“三帅”仅具统领之权，而无调遣之权。赵匡胤将调兵权给了中央设立的枢密院，“几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戎之政令，悉归枢密院”。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割断了唐末五代那种“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有效地防止了兵变的发生。完成了禁军领导机构的改革，赵匡胤开始以禁军为重点，整顿军队，其措施有五：一、裁去冗员；二、补充禁军；三、将兵分离；四、以法治军；五、内外相制。虽然宋初兵制改革有成功的一面，但由于皇帝的过度集权，使整个军队呈现松散状态，不便形成坚强战斗力。

——摘编自李海泳《试论北宋初期兵制改革中的赵匡胤》

材料 第五琦于肃宗乾元元年，推行直专卖制度，政府垄断食盐的生产、收购和销售，通过寓税于价的途径获取专卖利益，直接专卖导致部门机构众多，人员臃肿，奸蠹滋生，地方也有较多机会截留盐利。大历十四年，刘晏开始独立执掌全国财政，刘晏盐法改革的核心在食盐的运输体制上，取消政府的运销垄断，实行民产、官收、商运商销的形式，将政府承揽所有环节的直接专卖制过渡到政府与商人共同参与的间接专卖制。政府在统购民户所制盐后如价批发给商人，任其四处贩卖，将商人引入销售环节，确立了国家与商人新的分利机制。

改后的榷盐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史载“晏之始至边，盐利才四十万，至大历末，六百余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编自宋娟《唐代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干预研究》

材料1902年，清政府派庆亲王之子载振前往欧美和日本考察商务。载振回国后奏请设立商部。1903年9月，清政府发上谕设立商部衙门。商部的内部结构主要是四司一厅：保惠司、平均司、通艺司、会计司和司务厅。其中保惠司下设商务局、商务所、学堂，保护一切招商事宜，并主管专利文凭发放、翻译书报、聘请外籍工程师等事宜；平均司主要负责传统的农林牧等业；通艺司则管理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轮船、开矿等事宜，以工矿交通为主；会计司则负责税务银行、货币度衡量等事宜，和户部的职掌有交叉之处。商部曾打算将原有各省的商务局变成它的直属分支机构，但遭到地方督抚的抵制。商部设立后，制定了一系列新法规和规章章程。

——摘编自凌远洪《清末新政的经济机构改革》

材料   宇文氏立国于关陇一隅之地，法与高氏东魏和南朝萧梁抗衡，立国之初，因鲜卑遗风，汉族士人默而视之，宇文泰“苦心焦思克己励精”“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西魏恭帝三年，宇文泰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九命，设六卿，正七命，并以太师总揽朝政。他命苏绰仿照《尚书》体例，作文诰、文笔皆依此例，命周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是仪轨稍备”，典章制度的补阙、拾遗、创新和改旧，使得西魏“朝章渐备，学者向风”。此外，他继续利用关陇地区原有的统治方式，深化北魏以来的封建化道路，礼用熟悉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其“雅好经书”，向知识分子寻求治国富民之道，关陇地区汉人士大夫亦“尽其智能，赞成其事”。

——摘编自孔毅《西魏北周改革述评》

材料 ：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金熙宗即帝位。之后，他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重视对官吏的选拔和考核。“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统一了南北选的考试内容，并正式实行三年一试和乡府省三级考试制度，逐步将科举制推向全国，为后来的南北选合并为一创造了条件。此外，熙宗又增设了“专经、神童、法律三科为杂科”，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天眷二年（1139年）九月“以温都思忠诸路廉问”，及时掌握官吏任职期间的情况，对那些治有政绩、廉洁清正的官员及时进行提拔，对那些无所建树又贪污不法的官员及时惩黜。皇统八年（1148年）“左丞相宗贤、左丞禀等言，州郡长官当并用本国人。上曰‘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

   ——赵永春《论金熙宗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