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地方体委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委成立了训练竞赛六司，开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竞技体育财政投入等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元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草案的总方针是“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此次改革存在不完整与不健全性，国家体委于1993年制定《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体育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首次提出要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推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体育改革，重点围绕政府、协会、竞赛等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效益正逐渐对全民健康产生影响。

——摘编自穆文浩《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回溯与构想》

材料 桂林（当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会）于1949年11月22日解放，30日桂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告知全体市民：桂林市军管会在军管期间是全市最高权力机关。其后，各地军管会成立后，迅速开展了城市接收与管理、党政建设、社会改造、恢复和发展经济等具体工作。1949年12月17日，桂林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1952年，广西5个市都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有：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代表由负责人担任，各机关、部队、党派、团体的代表由本单位选派，各界人士的代表由市军管会、市政府和协商委员会商定。各界代表在会议中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参政议政热情高涨。1953年7月，南宁市试行普选，全市选举人口184733人，选民112666人，参选人数占选民的93%。至此，人民代表会议正式被人民代表大会所取代。

——摘编自廖胜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城市民主建政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3 . 材料   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历史上不仅建立了较为强大的政权，还推进了民族文化建设。契丹建国之初太祖神册五年（920年）创制契丹大字，太祖弟迭刺在参考回鹘文字的基础上改制契丹小字。史载契丹大字是借助汉字字体并增减笔画而形成的，契丹小字同样是借用汉字偏旁但又吸收回鹘文字的特征而成为拼音文字。当时的契丹人不仅用本民族文字勒石立碑，还用以进行文学创作。女真文字于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完成创制，以契丹、汉两种文字为基字，或取其音，或取其义，为推广本民族文字，女真统治者很早就创办女真字学校，并设女真进士科，以女真文进行考试。蒙古文字最早创制于成吉思汗新中国成立前夕，学者称其为蒙古畏兀儿文字（回鹘式蒙古文）。元世祖忽必烈时又命吐蕃僧侣创制新的文字并颁行，后人称之为八思巴蒙古字，当时规定用它“译制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为推广八思巴字，元廷在中央和地方广泛设立学校，培养相关人才。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为 了推进王安石变法，对中央机构进行了局部调整。在新法取得一定成效后，神宗决定全面转向官制改革。元丰三年（1080年），宋延发布改革官制的诏令，批准实行新的寄禄官阶，将旧的文武散阶增减编定为二十四阶，结束了寄禄官与职事官分离的局面，使得职事官与差遣统一。不久，又颁布了《官制格目》，对中央机构规定了成员构成人数，并形成定制。元丰五年（1082年） ，依据《唐六典》，颁布了新的官职条例，恢复唐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之职，平行机构或并或罢，但囿于祖宗之法，神宗拒不废枢密院归兵部。同时，九寺五监的恢复，使得“省、寺指挥闲多异同”。元丰六年（1083年），又在尚书省置御史房，主行弹劾御史台察案失职。

——摘编自袁良勇《宋代三省制度演变研究》等

材料   在帝国不断的扩张过程中，由波斯贵族组成的原有统治机构已经不能适应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需要。政治上被征服民族时时企图恢复独立，乃至国王任命的地方大员也往往谋求割据。经济上波斯帝国的西亚和埃及是经济发达中心，而伊朗和中亚地区还处于奴隶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帝国形势基本安定之后，大流士着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大流士把全国划分为大约20个省，每省置总督一人处理一省的行政事务，设将军一人，统领一省驻军，另设专司征收各省贡赋。总督、将军、司税大员三权分立，各自对国王负责。国王还经常派出钦差大臣到各地巡行，被希腊人称为“王的耳朵”。大流士深知法律对于巩固帝国的作用，制定一系列的严刑峻法。针对波斯帝国的疆域十分广阔，货币和度量衡混乱的现实，大流士一边下令修筑了许多新的驿道，一边制定了统一的铸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有铸造金币的特权，省区总督只许铸造银币。

——摘自谢玉珊、徐虎《大流：士一世改革与波斯帝国的全盛》

材料   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内容具体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饥荒，各边区政府采取发放救济粮等形式解决燃眉之急，在此基础上帮助民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积极倡导以工代赈。同时各边区政府持续有效地开展社会优抚工作，对现役军人、民兵、荣誉军人进行优抚。

冀鲁豫行署各级政府机关财粮供给制度系统表（1943年1月）

——摘编自谭忠艳《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   西魏建立后，民穷兵弱，处境十分艰难。宇文泰大力改革，采用苏绰的建议，颁布“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条诏书和一系列新制。政治上，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要求各级官吏用儒家学说修身，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恪守儒家道德规范。打出复古旗号，按照《周礼》官名更改官制，颁布文告模仿《尚书》文体，以标榜承袭中原正统，争取汉人支持。用人则唯贤是举，不限荫资。军事上，为适应鲜卑等族军人的心理，采用鲜卑族原有的部落组织，建立以六镇军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的府兵制。官兵之间保持鲜卑旧日的氏族关系。经济上，根据儒家先富后教的传统观念，劝课农桑，恢复均田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8 . 材料   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旧法观点的影响未得到有力清除，当时的司法干部队伍思想比较混乱。从国民党司法机关接收下来的旧司法工作人员中混进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造成了司法干部队伍作风方面严重不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司法机关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进行司法改革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从1952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反对旧司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作为建国初期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上承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的成果与经验，下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整个历程的关节点。

——摘编自侯松涛《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回顾与思考》

材料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应对事态的扩大，积极准备救护工作，根据此前中华公共卫生护士学会理事花新人等的建议，于1937年颁布《非常区域救护事业办法大纲》，要求属于非常区域的各省市，成立救护委员会，实施卫生人员征调，征调人员涉及医师、药师、助产士、护士等，其目的就是要充实地方的救护组织。

护士征调政策是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的非常状态下制定的政策，带有强烈的战时特征。虽然，该政策的实施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摘编自张金艳《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护士征调政策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