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初郡国并行，诸侯王国地位在中央政府管辖的郡之上。随着诸侯王势力膨胀，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时，采纳晁错强硬削藩的建议，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并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郡，结果引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景帝吸取汉初王国制度的教训，趁机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变革措施。首先，确立以郡为国的原则，新建王国不再跨郡，远不如旧王国强大。后来，景帝又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免除诸侯王的行政权力；“天子为置吏”，彻底堵住各诸侯王从前通过任用官吏培植私党的途径；同时削减王国官吏，使他们的规模、仪制无法与朝廷抗衡。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条件。

——改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   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布新政变法开始。4月，清廷催促各省督抚大臣“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连上三折，此即《江楚会奏变三折》。第一折关于教育改革，涉及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变革科举制度、奖劝游学等内容；第二折关于政治改革，大致包含改善用人行政政策、清除吏治腐败、改良司法、革除弊政等方面；第三折关于军事与经济改革，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以实现国家富强，内容包括用西法练兵，学习西方近代农业技术，改良农业，发展工业等。江楚会奏的变法方案对清末的改革拟订了详细规划，得到朝廷嘉许并予以采纳。清末新政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据《张文襄公全集》等

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从建立到强化再到改革的演变的历程。户籍制度内涵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异化。“为土地改户籍”、城市户籍含金量不减反增等现象成为制约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人口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制度障碍，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成都市从2003年以来，先后进行5次改革，改革力度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改革是采取先改内容再改形式，通过降低入户门槛及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顺利实现了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域内人口城镇化进程。成都户籍制度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户籍本原功能，是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创新典范。

——徐茂《人口城镇化视野下的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