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地方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启发下，群众自发集资创办了具有公益性质的保健站和医疗站。1956年，全国人大赋予集体介入农村社会成员疾病医疗的职责，随即许多地方开始出现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互助互济的集体医疗站。1959年，卫生部正式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后这一制度逐步走向普及化。它不仅为农村社会成员提供门诊和住院服务，而且承担着儿童计划免疫、妇女孕产期保健、计划生育、地方病疫情监测等任务，并积极开展各种预防工作和饮食及饮水卫生、爱国卫生等工作。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摘编自钟雪生《中国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研究》等文

2 . 材料   北周中央实行六官制，分工不清、效率低下；地方郡县设置过繁，“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隋朝取代北周以后，各地的士族集团控制着很多部曲、奴碑、荫户，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开 皇年间，隋文帝设五省六曹，五省为内史省（掌机要诏书）、门下省（掌审查封驳）、尚书省（总 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秘书省（掌书籍历法）和内侍省（掌宫室内廷）；“罢天下诸郡”，“存要去闲、并大去小”，并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废除九品官人法，“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官员“皆吏部除授”，每年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隋朝的许多制度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

 ——摘编自《隋书》 

材料   明代中期,农民逃亡的现象明显多了起来,官方屡屡遇到差丁不足､工役难兴的困难｡嘉靖年间,江西等地进行了“地(税)丁(役)合一折银征收”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并在万历年间推广至全国｡清初,明代原有的户部赋役册簿大量地毁于战火,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征发｡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人口流动再次增加,不少地方丁额缺､丁银失,财政受损｡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随后在广东进行了“摊丁入亩”税制改革,即将丁役银合并到田税中一起征收｡雍正二年,清政府将“摊丁入亩”在全国各省全面推开,从此,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实现了从“以丁为本”到“以田为本”的转变｡

——李三谋《清代“摊丁入亩”制度》

材料   中国历代统治者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明成祖把原属元朝疆土的十块土地让与朝鲜，其理由是“朝鲜之地也朕度内，朕何争焉”。雍正常也认为“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藉”。但中央对边疆历来奉行“王者不治夷狄”的天朝礼制秩序。19世纪70年代，日本意图侵占台湾，其理由是该地为中国的“化外之民”，“不治”说明没有有效的统治关系，没有统治关系也就没有主权。日本所挟以为据的“理由”来自近代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深入，边疆建省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在西藏等地建立行省，实行直接统治，去掉那种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往往授人以柄的“藩属”关系。1884年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885年建台湾省，1907年建东北三省。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改变了传统的治边理念和统治方式，昭示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5 . 材料   中国古代自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纪年，一直沿用到清末的“宣统”。革命党人深谙纪年在革新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极力推广纪年的革新。民国建立，孙中山通电全国使用公历。同时规定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起始的纪年方法，与公元纪年法并行。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在议决使用阳历的问题时，便是遵从“以崇正朔，而便日用”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编订历书的四条规定：“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纪年符号易改，然而民众的习俗却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校正”。1913年《大公报》记载了阴历新年与阳历新年的不同景象：“官厅贺喜，街市悬旗，此新新年之气象。千家爆竹，万户桃符，此旧新年之景色也。”有人就调侃此种官民各自过年的状况：“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摘编自朱文哲《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6 . 材料 元朝以来，官府的文移案牍极为繁冗，使办公文、办公事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如非长期从事无法精通。吏员在封建社会属杂流，文化层次一般较低，他们大多唯利是图，利用办公文的专利上下其手，舞弊弄奸，损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到明朝初年仍未改变，当时有官府按原格式报送公文到中央，朱元璋看了非常厌烦。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八月正式颁布《案牍减烦式》。这一改革使公文案牍简易好懂，各级政府主官可在短时间内熟悉并亲自主持政务。而一般吏员则只能管理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朱元璋此举的主观目的是使官和吏分开，利于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一改革客观上简化了文章格式，简化了文字，促进了文风的转变。

——摘编自宋强刚《朱元璋对文字、文体的改革与明代之文风》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从1985年开始，伴随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医院由政府资助的公益性机构转变成基本上自负盈亏的营利性组织。由此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日益尖锐”，等等。在总结第一次医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新一轮医改拉开了帷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新医改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够使人人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制定保障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建立符合国情的全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建立全民参与、全民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

——摘编自吴丹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材料   新教育从洋务派创办各种“洋务学堂”起，就开始落地生根。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秉承的宗旨是“忠君”与“尊孔”。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面对这种情况，“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研究新学制，胡适在新学制草案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该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直到现在，依然实行“六三三”制。它还提出了七条教育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这些措施都深刻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

——摘编自雷颐《壬戌学制与新文化运动》

9 . 材料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削，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同时，豪商大贾们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生产部门。面对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公元前120年起，重用“兴利之臣”，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其中尤以桑弘羊最受信任。他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经济财政的措施，主要有：征收财产税，即算缗告缗；扩大公田数量，出租给农民并收税；屯边移民，将民众迁往汉帝国新占领的土地上耕种，这个措施极有助于安置流民、降低军费；推行五铢钱，打击私铸行为；盐铁收归官营等。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宋代的科技教育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是进行科学知识和技术教育，涉及天文、历算、水利、医学、军事、纺织、制造、印刷、建筑、种植、地理及矿冶等多个学科领域。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朝廷为算学规定祭祀历代科技大师的礼制，受祭者多达70余人，借以使学生仰见古人风范，以收到“见贤思齐”的教育效果。宋代各科技教育机构立足实际，如医学，到宋神宗时开始分方脉、针、疡三科进行教学，课程设置分为三类: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实践课。算学课程分为三类:公共课、专业课、实践课，在宋代，无论是医学、算学还是武学，无论是升舍还是毕业，对学生的考核都是十分严格的。如医学的考试，平时依据太学的“三舍法”，实行积分升舍，所积学分达到规定的要求，方可依次开入内含和上舍;医学的毕业考试更为严格，既考理论又考技能，分三场进行。作为职官性机构的司天监十分重视引导学生辩认星宿，“提举官与判监及测验官，夜于浑仪台上指门逐人在天星宿，若门士不识五星以上者，降充额外学生”。同时，司天监还着重培养学生观测天象推算历法及占候等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

——摘编自赵国权《从科技创新看宋代的科技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