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材料   秦朝按户口多少，将县分为上、下二等。降及魏晋，调整为上、中、下三等。其后历代因循，时有变化。及至明朝，改以钱粮多寡，将府、州、县划分为上、中、下三等。

清雍正年间创设了新的政区等级划分“冲繁疲难”制度，“地当孔道曰冲，政务纷纭曰繁，赋多逋欠曰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曰难”，即将交通、政务、赋税和治安四要素综合考虑，来确定州县等第。与这套政区分等制度相匹配，清朝另有一套最要、要、中、简缺等四缺分的选官任官制度，并将四等第与四缺分相联系，最终在乾隆年间形成了“冲繁疲难”四字与“最要、要、中、简缺”四缺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兼四字者为最要缺、兼三字者为要缺、兼两字者为中缺，一字或无字者为简缺，其中最要缺和要缺由督抚来题调，往往又合称“繁缺”，而中缺、简缺则由吏部铨选，往往又合称“简缺”。

——摘编自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等

材料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秩序观具有双重特点，既有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秩序的认同，又有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秩序的否定。在此基础上新中国逐步表达出自己的坚持和平共处的国际秩序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从主要遵从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秩序，到批判该秩序。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观。1978年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也因中心任务的改变而发生很大变化。对西方的国际秩序观不再全盘否定，而是部分接受。同时。中国提出了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并努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作了许多积极努力，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2005年7月，中国和俄罗斯发表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两国联合声明提出了新的国际秩序的具体原则。标志着中国国际秩序观内容的重要拓展。

——摘编自叶自成、蒋立群《新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

材料   16-17世纪的西欧，瘟疫频发，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严重冲击。面对疫病肆虐，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毫无成效，使民众对教会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产生怀疑，动摇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削弱了宗教医学的社会基础，促进了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成长。这个时期，为追求现世幸福，人们开始关注自身健康、重视医生建议，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也由原来讲求抽象思辨的自然哲学病理观向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病理观转变。在英国，宗教改革打击下教会政治、经济基础被铲除殆尽，宗教医学存在基础瓦解。社会政治环境与观念文化的发展变化，推动了英国防疫对策的转变。英国政府以非宗教手段防控瘟疫-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物件消毒、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尽管有信徒对措施进行抵制，但它依然为政府强行推行，而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弃，世俗医学大行其道。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的防疫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