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城墙的包砖外墙
| A．考古发掘证明了荆州刺史的设置 | B．后梁定荆州为新政权政治中心 |
| C．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能互补互证 | D．证明了荆楚文化丰富多元特征 |
一叶扁舟起家的叶澄衷叶澄衷（1840–1899），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11岁时，迫于生活压力被母亲送至邻近油坊做帮工，受尽欺凌辱骂，坚持3年后离开油坊。
1853年，14岁的叶澄衷身无分文地闯入上海滩，先在法租界的一家杂货铺当学徒。17岁时，叶澄衷决心离开杂货铺独自经营。起初他驾着一叶扁舟在黄浦江上漂泊叫卖，还经常以食品和杂货，到外国商船上换回一些船用五金工具和零件，然后设摊售卖。
1862年，叶澄衷在虹口美租界开设了近代上海第一家五金行号“老顺记”。由于注重信誉，得到外商信任，业务不断扩大。1870年以后，他陆续在上海开设若干新商号，经营范围扩大到五金、煤油、机器、钢铁、洋烛、罐头食品等。
随着实力增强，叶澄衷开始从上海走向全国，先后在汉口、九江、天津、烟台等商埠开设“老顺记”分号。他还不断开拓新的投资领域，1890年开始陆续创办火柴厂、纱厂、地产公司、钱庄、船舶运输公司等。经过几十年的艰辛努力与奋斗，叶澄衷成为实力雄厚的宁波帮首富，是当时上海商界的顶尖富豪，人称“五金大王”。
叶澄衷经商致富后，热心于赈济救贫和发展教育事业。每遇灾荒，他都踊跃输财劝赈；还在上海设立怀德堂，赡养故友及同业中无所依靠的家属；建“义庄”“忠孝堂”，周济族内的贫困者；创办牛痘局施药救贫；设义塾教育同族子弟；捐出土地、白银，用于创办“蒙学堂”。
——据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提取树料信息，对叶澄衷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商贾和企业家的奋斗品质加以阐释。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中长期负责济贫事务的埃德温·查德威克依托医生群体，通过调研究分了解到英国民众正置身于极为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下，他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议案，想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都能通用的卫生管理标准规章，这项议案于1848年8月通过议会辩论，成为全国性通用法律，还创设了非临时性的中央卫生管理主导机构-卫生总署。卫生总署对各地的公共卫生问题提出管理意见：第一，当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纳税人申请在该地区实施公共卫生法案时，卫生总署有权命令一个调查员进行细致调查，根据调查报告确定法案是否实施。第二，卫生总署可任命若干调查员监督地方卫生管理工作并参与法案实施监管，还可通过地方调查员的实际调查情况来决定是否应针对妨碍地方卫生管理的行为进行上诉……第五，地方卫生机构如想要贷款，必须首先获得卫生总署的批准。从实践来看，卫生总署权力虽有法律保障，其政策却很难贯彻落实到地方。《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们宁可冒得霍乱和其他病的危险，也不愿受欺侮而保持健康。”这些反对声浪使得查德威克于1854年被迫离职。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据统计，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已经自1982年的657万增加到2018年的2.44亿，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从0.65％增加到17.43％。中国城市管理领域亟待注重城市管理的系统性、协同性等本质特征，提出一个整体性的管理框架，建立完善的城市管理系统，创新城市管理机制，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与现代化。网格化管理思想源于计算机领域的“网格”，是指利用互联网将地理上广泛分布的计算相关技术融合为一体，根据社区所辖范围、分布特点、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情况，结合各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合理划分责任网格，合理配置组团人员，可以形成专业化管理服务团队。2004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率先启用网格化管理模式。自此，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现率达到90％以上，任务派遣准确率达到98％，处理率为90.09％，结案率为89.78％。
—摘编自陆军等《智慧网格创新与城市公共服务深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查德威克被迫离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网格化”城市管理的特点及背景。
古代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也是一个史学强国。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路径，重视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重视史学探究。
材料一《北史·柳虬传》中有言：“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历代史家皆认为“纪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之千载”。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龚自珍把“去史”看作是“亡国”的先声，告诉人们“史亡国必亡”的深刻道理。
—摘编自杨共乐《中国传统史学是一门治国之学——以古代中西史学比较为视角》
材料二 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20世纪初新史学的初步建立。此文开篇，即对传统史学猛烈批判，将传统史学的弊病归结为“四蔽”：“一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日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日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但同时，梁启超也认为：“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摘编自徐国利《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新史学的创建及历史解释学的阐释——以20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新史学为中心》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批评清代考据学未竞全功。翦伯赞认为清代学者的考据学完全拘束在文献材料之中，以文献考证文献。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只是史学方法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X光线”。范文澜也说：“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凡此种种，无不属于历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要了解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却又必须这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文献的发掘利用与实证派学者呈现出明显差异，记载、反映社会经济和下层民众的史料文献被置于中心地位。
—摘编自陈峰《传统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构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新史学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三，简析“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新的范式”。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使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喜新厌旧”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民众喜用新钞、厌弃旧钞，将旧钞折价，甚至完全拒收旧钞。
材料 立倒钞法。中书省奏：国家行钞日久，岂无昏烂？宜设收换，以便行使。于是议令所在置行用库，每昏烂钞一贯，收工墨直三十文，五百文以下递减之，仍于钞面贯百文下，用墨印昏钞二字，封收入库，按季送部。若以贯百分明而倒易者，同沮坏钞法论。混以伪钞者，究其罪。
（五月）已亥，户部言：初造大明宝钞，文曰：中书省奏准印造。今既罢中书升六部，钞印改中书省为户部，宜申谕天下军民，无分中书户部，一体行使。
停造新钞。时上以钞法不通，谓夏原吉等曰：国家造钞，本以便民交易，何分新旧？朕闻前者民间用钞，不问残缺，惟字贯稍可辨者，皆通行无滞。自户部榜出，示以钞样，务要明白完全，小民无知，缘此便生好恶，至今为梗。今即停造新钞，在库者亦勿支，拣旧钞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销毁，庶几钞法可通。于是造钞工匠皆令休息，郡县该办桑穰，悉停止。
—据《明太祖实录》
有学者认为，民众对大明宝钞“喜新厌旧”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从史料入手，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此观点是否合理。
| A．女性地位提高 | B．社会重视教育 | C．学校教育发达 | D．市镇经济发展 |
材料 1904年，孙中山在为刘成禺所著《（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指出：“虽以曾（国藩）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钱穆对曾国藩也有一系列的论述，主要见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著。钱穆对曾国藩虽有赞赏之词，如“曾国藩虽在军中，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为学“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而持论则“平正通达，宽宏博实”，“诚近世间出一伟儒也”。但也有责备之意，如“湘军诸帅虽自谓受传统文化之浇培、以保护民族文化自任，而他们对于民族大义，亦早已丧失”，“寄托在异族政权的卵翼下来谈民族文化之保存与发皇，岂异梦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曾国藩“伟儒”形象产生的史实依据。
(2)依据材料，指出与孙中山对曾国藩的评价相比，钱穆的评价发生了什么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 A．民众对西方的认识更加深入 | B．资产阶级力量弱小 |
| C．民族意识不断崛起 | D．存在盲目排外情况 |
材料一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江西）寻乌县城。在中共寻乌县县委书记的陪同下，毛泽东徒步对县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一连召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有区乡干部、穷秀才、破产的商会会长、失业的小官吏等。后来，毛泽东写成了《寻乌调查》，涉及寻乌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人口成份、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毛泽东曾这样说：“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摘编自罗平汉《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与（反对本本主义）》
材料二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此后，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调查研究机构，促进了经常性调查的开展，领导干部带领的调查团也开展了比较广泛的调查。中央对调查研究的机构设定及其职能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及各根据地政府均需设立调查研究机关。中央及各部委、群众团体成立了各种调查团，广泛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西北局、中央青委、中央妇委、留守兵团等都派考察团深入基层，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有力推进了整风运动，逐步加深了对国情的了解，认识到了主观主义的危害。
——摘编自李小娜《延安时期党的调查研究之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调查研究的特点，并基于调查研究谈谈启示。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党史三对
| 甲申对 | 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的阐释明朝和大顺政权灭亡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毛泽东看后表示赞赏，告诫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
| 窑洞对 | 1945年7月，黄炎培来到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 赶考对 |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
——摘编自《遍数风流还看今朝（百年大党面对面12）》
材料二 百年党史，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是命根子。毛泽东一生都心系党的建设这个命根子。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摘编自石仲泉《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据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8年1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窑洞对”的背景，并说明新中国成立前后对“窑洞对”的实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党史三对”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百年大党重温“党史三对”的原因及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