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期，面对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德国部分城市结合社区中卫生、宗教与教育组织的力量进行济贫改革，英美则发起社区睦邻组织运动，目标在于通过社区组织整合社区资源来扶危济困。二战后，欧美各国大都制定了城市社区自治的法律法规。美国联邦政府自1960年以来相继制定了几部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如《住宅和社区发展法》《社区再投资法》和《国家和社区服务条例》等。社区组织行使社区管理职能，由社区居民代表选举产生，多层次的非营利组织遍布各个社区，他们为社区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性和差异性服务，每年约有9000多万人次的志愿者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为美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和智力保障。
——摘编自吴素雄、吴艳《欧美国家社区治理的结构、功能及合法基础》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建立了一种以“单位”治理社会的体系，各个企事业单位从属干各级政府，城市成员从属于各个单位，国家与城市社会几乎是重合的。1986年初，民政部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基层管理，开始倡导和推动社区服务工作，并于1995年制定《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随之在全国推行。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发表，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由“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的转变。
——摘编自邱梦华《城市社区治理（第二版）》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近代社区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材料二 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材料三 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全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基本矛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政策。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通鉴》
材料四 会议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着重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77—1991》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
(2)材料二、三、四分别是指什么会议？根据材料二、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阐述三次会议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的演进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宗法家族社会的发展，是“礼治”的坚实基础；而集权官僚政体的巩固与壮大，则继续呼唤着“法治”。儒家思想的法典化和法家法律的儒家化，则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秦律规定：“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非公室告，勿听”。又有“父盗子不为盗”，“子告父母，告者罪”等规定。从法律实践的价值观来看，西汉以后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法家化表现为确立族权本位（礼治）与皇权本位（法治）的双向法统。两者的结合可以从《唐律》中的“十恶”中得到集中反映。“十恶”中有四条半是维护宗法家族秩序的，另有四条半是维护集权专制政体的。
——摘编自武树臣《法家法律文化通论》
材料二 1840年之后，西方法律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涌入中国，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礼治文化为底蕴、以专制体制为支撑的传统中国法律制度逐渐走向解体。各种社会力量在探索自强救国的过程中，提出了各种改革法律的方案，中国传统法制逐渐向近代法制转型。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了以《六法全书》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但近代法治理念和法治秩序始终未能得以有效确立。
——摘编自蒋传光《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
材料三 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是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路的70年。新中国法治建设经历了摧毁与建立（1949-1957年）、发展与偏离（1957-1966年）、停滞与毁灭（1966-1976年）、恢复与发展（1978-1997年）和法治建设新时期（1997年至今）五个阶段。随着时代的演进，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艰苦努力，我国的法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蒋传光《新中国法治建设7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向近代法制转型的原因，并说明其阻碍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西周的学校教育……教师既行教事，又兼管国家的日常事务，形成了“官师合一”的局面；教学场所同时也是举行祭祀、飨射、治历、望气、布政等日常国事的场所……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瓦解……对士的需要激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也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阶层的壮大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私学是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巨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身于教育行列，专以一家之言立教。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自由讲学，各具特色；成为诸家学派的基地；是参议时政的论坛……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
——摘编自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西汉初年的景帝时期，出生于今安徽的文翁来成都任蜀郡守，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汉书·循吏传》），遂将教育文化事业放在首位……选拔青年人亲自进行教育，并派到长安去学习数年，学成之后用作各级官吏，带动各地的教化……在成都开办学校，校中学子在课堂之外还必须经常到各地有所实践。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大显，人才辈出，风气大变。“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循吏传》）
——摘编自袁庭栋《天府的记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学校教育发生的变化及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西汉初年文翁兴办教育的特点及其贡献。
材料一 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遣30名幼童赴美留学，共计派出120人。但是，由于顽固派对于留美幼童的“西化”心怀不满，所以清政府于1881年下令将他们分批撤回。他们归国后，大都成为外交、海军、航运、电报、铁路等领域的骨干力量。1877—1885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了数批留学生近百人，分赴英、法、德等国学习海军专门技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财力不逮”以及顽固派的阻挠破坏，派遣留学生的运动在1886年以后中断，直到1896年才恢复。这一年，13名学生赴日留学，开官费生留日之风气。此后，赴欧留学者规模缩小，赴日留学者日众。
——摘编自苑书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
材料二 20世纪初，清末新政急需人才，清政府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赴日留学。1905年废科举后，留学也成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促成了此时的留日热潮。以自费生为主的留日学生所学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法、军事、外语、师范到理工、农医、商业以及音乐、美术、体育等，其中以陆军和政法最热门。很多留日学生在日本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归国的留日学生不少成为清末新政改革的骨干力量和新军的各级军官。
——摘编自王晓秋《改良与革命：晚清民初史事新探》
材料三 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注：现代化的尝试）、政体变革、思想解放四个时期。这是一种社会质变，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了整体性的变革。
——据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与19世纪晚期相比，20世纪初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运动出现了哪些变化？
（2）结合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运动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四个时期的代表性事件。
材料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系列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系列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形成了特区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为代表的系列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探月精神等为代表的系列精神。
——摘编自张泰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其中两种精神，拟定一个主题，并予以阐述。（要求：明确列出两种精神，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阐述清晰。）
材料一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爆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曝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 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 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14—17世纪英国应对疫情措施的背景并说明“卫生革命”的意义。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治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一 唐代（618-907年）有一整套的学校体制。中央所设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由国子监统一领导。此外，太医署、司天台、崇玄署也各招生徒传授医学、天文历算、道教学等专门技术知识。中央六学之中，前三学传授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后三学为专业性学校，分别学习律令、书法和文字学、数学。这些学校不仅招收国内学生，同时也招收外国留学生。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各类高等学校学生有三千多人。随后，扩大招生名额，高丽、百济、新罗、高昌、日本诸国纷纷派遣子弟入唐求学。万方辐揍，盛况空前，“六学”等学生达到八千多人，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了。
——摘自刘海峰《试论唐代文化教育的开放性》
材料二 中世纪早期（约公元500-1000年），欧洲的文化教育事业处于基督教垄断之中。古希腊罗马辉煌的文化成就为世人所遗忘，西欧的教育呈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处于衰退状态。中世纪晚期时，经济的发展需要数学计算知识和商业经营技能，但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一些商人集中的城镇逐渐打破宗教垄断教育的局面。13世纪，西欧出现了很多新创建的大学，既有规模较小的专业学校，如法学学校、医学学校，也有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学校。大学教授也逐步摆脱宗教束缚，可以讲授希腊罗马古典名著或是物理学、天文学等课程：
——摘编自沈之兴《西方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学校教育和中世纪欧洲教育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先秦时期,荀子提出了“天下之人……有所共予”的命题,认为尽管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各自的想法和诉求,但也有许多共享和共通的东西。他提出人们可以共同分享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共享关系时,他提出了“裕民以政”,即通过政策措施让百姓获得利益并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针对社会分化,他提出“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即不同的社会阶层都应各取所得;此外他主张哑、聋等五类残障人士需要国家照顾,即“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
——摘编自宋国恺《共享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其意蕴一一以群学为视角》
材料二针对既是典型的西方病症,又是世界性现象的贫富悬殊问题,孙中山提出了以“共享”为原则的解决思路。这一原则以土地、资本的全社会公有为前提,落脚点则是公平合理地分配；一是要按劳取酬，余利则公之于社会,使人人得以分享,二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可以说,按劳分配是“共享”的底线,而全体人民免受任何剥削压迫之苦、共同幸福安乐则是“共享”的理想境地。
——摘编自宋德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再认识》
材料三20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邓小平强调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摘编自刘晋祎《共享发展理念的逻辑传承与重大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荀子共享思想的基本内容，并分析其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共享思想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邓小平对毛泽东共享思想继承与发展的体现。
材料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每位专制君主虽然都力求“乾纲独揽”“事皆亲决”，但实际上他无法、 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一人“独治”天下，必须“设官分职，体统相维，品式具备”。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就出现了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政治学家萨孟武先生说：“吾国中央官制，秦汉以后，无时 不在变化之中，而其变化的特质则为天子的近臣转变为国家的大臣。天子畏帝权傍（旁）落， 惧大臣窃命，欲收其权为己有，常用近臣以压制大臣。历时既久，近臣便夺取了大臣的职权，因之大臣乃退处于备员的地位，而近臣却渐次变为大臣。近臣一旦演变为大臣，天子又欲剥夺其权，而更信任其他近臣。这样，由近巨而大臣，演变不已，而吾国中央官制遂日益复杂起来。”
——摘编自李渡《中国历代中枢权力机构沿革论略》
材料二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抵达上海，当天的《民立报》称孙中山为“中国之救世主”，“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月，当以此日为最荣”。回国后，他立即投身于组建政府的活动，提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构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3月11日，尚未解职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了经南京临时参议 院议决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规定立法权由参议院行使；参议院有咨请临时政府查办官 吏纳贿违法事件、弹劾临时大总统谋叛行为及国务员失职或违法行为等职权；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复议一次；等等。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中枢权力机构沿革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孙中山主张的变化及其变化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封建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在中枢权力机构上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