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受工业革命影响，英国伦敦人口在1831年达到159.5万人。当时，伦敦虽然形成铁路干线的基本格局，但并没有解决城市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不过，铁路建设为后来伦敦地铁的修建积累了经验，准备了人才和技术的条件。市政律师查尔斯·皮尔森提出修建地下铁路的建议，并做了大量游说工作，使修建地铁的法案在1854年获得伦敦市议会的通过。伦敦市政府组织强烈支持地铁工程，并购买了价值200000英镑的都市地铁公司股份。经过四年施工；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于1863年在伦敦正式开通。地铁不仅使人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往返于居住地和工作场所之间，而且把大量市中心人口疏散到郊区。1877年，伦敦区域地铁线路延伸至威斯敏斯特，从而推动了贝德福德公园的开发。还有在肯辛顿附近举办过许多展览会，每年大量游客都蜂拥而至，这主要归功于地铁公司发行了只需1便士的往返票。
——摘编自贺鹭《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地铁》
材料二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地铁于1965年开工。作为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修建包含着无数创业的艰辛。由铁道兵等组成的施工队伍，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地铁一期工程就建成通车。受“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兼顾城市交通”的建设方针影响，北京地铁建成了一条不符合运营要求的“战备线”。1978年，北京地铁全体职工经过许多不眠之夜的连续奋战，改造和整治设备，为首钢等西郊大厂上万名职工提供了上下班交通工具，为他们每天减少一个多小时的出行时间，而且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地铁从战备型向运营生产型过渡起到关键作用。1996年，北京地铁开始实行3分钟间隔运行方法，地铁早、晚高峰的拥挤现象得以缓解。在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中心区人口、产业向新城转移，由地铁等方式组成交通网连接通州、大兴等新城。到2050年，中心区至较远的卫星城可在70分钟左右到达，为把北京建成宜居城市提供便捷、舒适、环保的交通服务。
——摘编自王德兴《北京地铁40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伦敦地铁修建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北京地铁修建的特点。
（3）根据材料，简析伦敦地铁与北京地铁建设产生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基层治理相比近代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作为中国古代的国际秩序模式，朝贡关系虽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但奉行王道德行，追求和平主义，构筑了以中国为中心、不对等的特殊国家关系。它被视作“松散的政治联盟”，不过“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联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朝贡关系亦是不合时宜的国际秩序模式，其各种理念和规则不无局限和弊端，尤其是妄自尊大的“天下共主”理念和跪拜等仪礼，有悖近代平等原则。但其中又包含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和规则，体现了中国的“自克”、“仁恕”等理念，就当今世界而言，这些理念仍具借鉴意义。
材料二 条约关系是以不平等和强权政治为内核构筑的国际秩序，但同时又带来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和新观念，包括近代交往方式和国际法中某些进步规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朝贡体系的缺陷，刺激中国了解和走向世界。清王朝渐次摒弃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改变朝贡关系不对等的交往形式，认识和建立近代交往之道及其外交体制；同时在客观上促使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产生和形成，知悉与接受国际法中的积极内容，逐步从中汲取维护国家权益和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要素。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与朝贡关系的主要区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朝贡关系下国际秩序的特征，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际秩序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15世纪前后突然超过亚洲大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共同采用了贸易开放政策。同时，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最先富裕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而是发生在欧洲人口规模相对较大的英国与后来的法国和德国，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除拥有较大的人口规模之外，还较好地将殖民地纳入本国的分工体系，而且拥有更好的市场条件、高效的法制传统和人力资本培育体系，使本国的要素结构更能支持大规模的民间技术创新，吸纳过剩资本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促使其经济结构从传统农业向近代工业转型。
——摘编自李君华、欧阳峣《欧洲大国发展道路的经验解释》
材料二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传统古代封建社会已经发生局部结构性变换。新生的先进社会因素代表了社会的未来，显示了社会的新走向，因而，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摘编自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欧洲大国实现社会转型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的依据。
(3)根据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影响社会转型的具体要素。
材料一 《管子·治国》指出：“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他主张对陷入困境的弱势群体提供直接救助，一种是以借贷方式提供生产援助，还有一种是以无偿方式提供生活救助。管仲主张国家建设储备粮库，蓄积一定数量的粮食等物资，一旦民众遇到饥荒，可以及时供给充足的资源予以赈济救助。平抑物价是管仲提出的一种具有保护性质的扶贫举措，主张政府利用财政力量和价格手段调节供求、平衡物价，特别是在灾荒时候，政府要通过平抑粮食价格以保障灾民生活。政府在粮价便宜时买进粮食，增加粮食储备，防止富商大贾借机盘剥百姓；在粮价上涨时抛出粮食，利用粮食差价收益来增加收入、抚恤贫困。管仲的扶贫思想是对先秦社会救助思想的总结，对中国传统社会救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楚子轩《管子扶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扶贫主要是用给钱、给物等传统救济方式。这种方式虽可救急，但不能实现真正脱贫。于是，开发式扶贫取而代之，成为扶贫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把发展作为脱贫的根本途径，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要使人摆脱贫困，还要使人提高发展能力，融入社会。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扶贫战略，都与国家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时制宜。新中国成立初期，扶贫对象主要是农村无法维生者。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对象逐渐从绝对贫困人口向低收入人口覆盖。在目标瞄准上，先是贫困区域，后是贫困县，再到贫困村，再到户到人。扶贫任务从解决农村温饱转为巩固温饱，再到脱贫致富。产业扶贫、科技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新型乡村旅游扶贫等等，多种多样的扶贫方式有力推动了农民脱贫，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摘编自郝志景《新中国70年的扶贫工作：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和前景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管仲的扶贫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历史意义。
6 .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促使国家承担起经济建设的责任，主导着社会救助和劳动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政府在城市遵循“依靠集体，群众互助，生产自救，辅之以政府的必要救济”的工作方针，在农村推行以“五保”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救助制度，以保障和满足弱势群体基本生存需要。
1986年就业体制改革并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建立起失业保险制度，打破了“铁饭碗”。在农村，改革开放后逐渐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这些政策都增加了劳动力流动，培育起市场主体，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1996年之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造成人们不同就业状态的分化。1997年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成为企业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完成的标志。此外，农村三道保障线的建立，基本满足了我国农村居民对于物质文化的基本需要。
——摘编自朱楠，代瑞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和规律考察》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变化。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对“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致以新年问候，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农民工”就是这“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特殊的一个群体。
材料一：1983年以前，国家“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1984年开始允许农民流动，中央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进城开店……提供各种劳务”。从1992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引导、放开并支持农民流动，相继出台了《关于做好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通知》《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法规，切实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9亿,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大约1.7个亿。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盛昕《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民工政策的演进及发展》
材料二：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780万农民工返乡创业，所创办的企业中，有80%以上都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项目，54%都运用了网络等现代手段。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从各方面给予了政策支持。
——摘自《人民日报》社评（ 2017年09月15日 05 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农民工”现象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农民工”现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