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先进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3)综上，谈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唐代有一整套的学校体制。中央所设的高等学校主要是“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由国子监统一领导。此外，还在门下省设弘文馆，东宫设崇贤馆，称为“二馆”，太医署、司天台也各招生徒传授医学、天文历算等专门技术知识。中央六学之中，前三学传授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后三学为专业性学校，分别学习律令、书法和文字学、数学。这些学校不仅招收国内学生，同时也招收各国留学生。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各类高等学校学生有三千多人。随后，增筑学舍一千二百所，扩大招生名额，高丽、百济、新罗、高昌、日本诸国纷纷派遣子弟入唐求学。万方辐辏，盛况空前。六学二馆的学生达到八千多人，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了。
——摘自刘海峰《试论唐代文化教育的开放性》
材料二 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文化教育事业处于基督教垄断之中。中学与小学教育由修道院承担，高等教育由主教掌握，这就决定了宗教思想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即使是医学、法律这一类与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也必须在基督教正统的范围内发展，任何异端思想都会受到严厉的制裁。中世纪晚期时，经济的发展需要数学计算知识和商业经营技能，但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一些商人集中的城镇逐渐打破宗教垄断教育的局面。13世纪，西欧出现了很多新创建的大学，既有规模较小的专业学校，如法学学校、医学学校，也有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学校。大学教授也逐步摆脱宗教束缚，可以讲授希腊、罗马古典名著或是物理学、天文学等课程。
——摘编自沈之兴《西方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学校教育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欧洲文化教育领域出现的变化及影响。
材料一 唐朝前期，政府沿用隋朝的粮仓，并在洛阳附近营建大型国家粮仓。其中含嘉仓规模最大，粮窖总数400个左右。第160号粮窖还保存有一窖已炭化的谷子，约50万斤。仓城设有专门管理机构，并有驻军守护。唐朝政府通过财务勾检，即财务审查、账目审计与法律法规来对粮仓进行管理监督。仓窖所储粮食主要是从华北地区运来的租粟和江南地区运来的粗糙米。地下储粮采用低温密封的科学原理。大型粮仓均分布于长安、洛阳方向的运量干道上，便于各州县的税谷、税草的输送。隋朝大运河修建时，也充分考虑了大型粮仓的位置关系。
——摘编自《洛阳藏宝中的历史》《王恺考古文集》等
材料二 粮食储备体系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清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仓储制度的建设，将粮食仓储视为“生民之大命”。属于国家专项粮食储备的有京仓、通州仓、水次仓、旗仓、营仓等，保证官俸、京城军粮供应。以积贮备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义仓是清代仓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作为官仓，是清代储备粮食救灾的主体，设于各直省府、厅、州、县，每年“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凶岁则按数给散贫户”。国家对常平仓的管理非常严格，从修建仓库、储粮数额到仓库的日常管理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严定常平仓盘查追赔之制，严防仓粮亏空。义仓则为民仓，设于市镇，另外还有同属民办的社仓，设在乡村。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粮食安全政策及其实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析隋唐时期国家粮仓得以大规模兴建的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粮食仓储制度的特点及其作用。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古代粮食仓储制度对当今粮食安全的启示。
材料 所谓“崛起困境”，通俗地讲,就是 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体系影响力需求同其他国家对其制衡不断加强之间的矛盾。“崛起困境”出现的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崛起国权力的增长。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作为“强起来”的标志,大国在国际体系中须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影响力。而这必然被主导国视作挑战,引起主导国反制。因此，“崛起困境”更容易出现在崛起阶段的后半程,即崛起国具备挑战主导国的实力之后。二是大国制衡的存在。国际关系的均势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果一国之崛起打破了现有的均势体系,其他大国将制衡该国,并使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重新恢复到大致均衡的状态。
——摘编自中国日报网《中国会不会陷入崛起困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史的相关史实，围绕“大国崛起困境”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史论结合）
5 . 材料一 从现代化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是近代社会的起步点。……在这个阶段上，国家统一了，民族自立了，中世纪的混乱状况得以解除。民族国家的第二个阶段，“民族”与王权发生对抗，最终推翻专制王权，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的典型。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 民族主义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注：认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德国纳粹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植根于德国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历史原因，更是有着20世纪初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现实状况，使得这一理论得以社会化和公开化。它还与法西斯的专制、暴力、恐怖的国家机器和战争手段相结合，实施了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马俊毅《论二战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发生的变化并简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三 在民族主义的感召和激荡下，西、葡、英、法等民族国家先后建立，他们为大规模的航海提供了物质的可能。到19世纪前期，民族主义在西欧、北美取得了辉煌胜利，并为传播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迅猛进展与民族主义也有着一定的关联。19世纪中期之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起成为世界三大思想潮流。
——摘编自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
(2)根据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
材料一 （宋）立国之初，朝廷设立负责保护山泽、林木的最高机构——虞部，地方州县的林木资源则由通判或县丞兼理，由官府统一管理，不准个人承佃经营。宋太祖下诏，要求“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诏“缘广济河并夹黄河县分，今佐栽种榆柳”。仁宗诏令：“委令、佐劝诱人栽植桑、枣、榆、柳，如栽种万数倍多，委提占司保明闻奏，各与升差使。”朝廷要求造林“列树以表道”河北等地“缘边官道左右及时植榆柳”，数年后，“太常博士范应言‘诸路多阙系官材木，望令马递铺卒夹官道植榆柳……五七年可致茂盛，供用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荫及路人’”。北宋帝王禁止砍伐河东、忻州、代州等北疆的林木，并令植树造林，以屏敌骑。人们还注意到虫害对林木资源的破坏，探索以生物防治的办法来保护之。
——摘编自张全明《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引发了社会动荡、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学理论兴起并迅速发展……1933年3月，罗斯福签署《公共工程和保护自然资源法案》组建了民间资源保护队。1933~1942年，民间资源保护队先后征募了约300万城市失业青年植树约20亿株，超过200万英亩。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后，将植树造林和防治水土流失作为该流域综合治理的重要措施，到20世纪40年代，通过合作项目植树超过1.5亿棵，其中多数树木用于控制土壤侵蚀。治理后的田纳西河全程通航，并在“美国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建成一种近于完美的雨水控制体系”。
——摘编自王向红、邢小鹏《美国资源与环墙保护运动的第二个高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保护林木资源的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30年代美国保护林木资源的特点，并说明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当两种异质文化在平等或不平等的条件下接触时，首先为人们所发现、所接受的是文化的最外层——物质层次；进一步接触时，才逐渐认识到中间层次——心物层次；最后方能深入到各自的核心层次——心理层次。
——摘编自安宇《冲撞与融合一中国近代文化史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急迫的救国救民历史任务的促逼下，中国人仓促地以采借西方文明的形式发起了近代化运动。只从根据于直觉、完全出于防御目的的被动姿态开始，经历了地主阶级科技近代化、资产阶级制度层次近代化、资产阶级“人”的近代化等阶段。整个过程曲曲弯弯、峰回路转、迅速快捷但又浮皮潦草。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为 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做了准备，但终究没能使中国“化”向近代社会。
——摘编自汪林茂《中国近代化历程纵横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鸦片战争至20世纪初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这一主题提炼材料的主要论点，并提供相应论据。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资产阶级“人”的近代化的含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演进所体现出的特点。
材料一 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暴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基督教会束手无策。英国王室政府与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防疫工作。为了防控疫情扩散，英国当局采取医学隔离、物件消毒、禁止公共集会、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及捕杀流浪动物等措施，同时采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理病痛。尽管有信徒进行抵制，但政府依然强制推行。英国的防疫不仅来自欧陆防疫经验，而且也来自地方长期防疫实践，更来自医生专业性建议，是多方面智慧的结晶。在各方努力下，英国的防疫措施加快了瘟疫的消退。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 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清政府立即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和东三省各防疫机构，出台百余项法规，要求各地区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同时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通过解剖疫尸，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他采取隔离诊治、注射抗鼠疫血清、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疫尸火化、推广使用口罩等措施。面对疫情，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1911年3月，东北鼠疫全部消灭。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和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焦润明《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
(1)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早期英国卫生防疫措施的特点。
(2)据材料二，分析中国防疫成功的原因其历史意义。
(3)综合材料，指出近代中英两国成功防疫对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材料 19世纪以前，由于没有安全的消毒和保存手段，牛奶是一种伴随着高风险的食品。直接挤出的奶常常被细菌污染，在炎热的季节，几个小时就足以令牛奶变质。因此，几百年中，被称为“白肉”的牛奶和奶酪是穷人的主要食物来源，有钱人对其敬而远之，经常食用乳制品甚至被认为是贫困的标志。19世纪早期，工业化使职业妇女数目增加，母乳喂养的减少相应增大了人们对牛奶的需求，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乳制品行业的繁荣。1871年，巴斯德灭菌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牛奶的安全程度，奶制品的消费更加旺盛。19世纪末期，肉类消费需求量的提高间接地带动了乳业农场的发展。火车的出现使得运送液态奶更为便捷。20世纪，冰箱的普及使得奶类的保存更便利。第一次爆发使得牛奶制品的市场需求猛增，罐装牛奶、炼乳被用来改善士兵的营养失调问题；各国的农业产区纷纷响应号召，大量生产乳品罐头；战时大批妇女外出工作也使得母乳喂养大范围减少，婴儿的牛奶消费日益增长。加之这一时期也正是营销学和广告宣传学出现的时候，三者的结合，将牛奶塑造成了一种“完美食物”。1906年，美国通过第一部《食品和药品法》，包括牛奶在内的食品、药品有了统一的质量检验标准。1943年又通过立法，专门拨款开展学生餐和学生饮用奶计划。1954年，时任法国国民议会主席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宣布：每个小学生每天将可以享受一杯加糖牛奶，好让他们“读书更用功，身体更结实、强壮、充满活力”。日本政府从1964年开始，要求每所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午餐中，必须包括牛奶。1961年国际牛奶联合会（即IDF）将每年5月第三周的周二定为“国际牛奶日”。
——摘编自武锐、邸笑飞《被神化的牛奶》等
（1）根据材料，指出牛奶地位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影响牛奶流行的主要科技成果，说明牛奶在哪些方面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材料一 中国文官制度的发展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不仅历史悠久、从未中断，而且沿革清晰、源流可考。中国文官制度的主宰和灵魂是皇帝，同时，文官机构又是支撑皇帝专制主义统治的重要支柱。中国自秦汉时起，便开始制订文官律。唐六典的出现，则是文官法成熟的标志。经过宋元至明清，以会典的形式为主，形成了文官法的独立体系。
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官制度对世界各国文官制度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唐代文官制度中的制授、敕授、旨授和判补等影响了日本的近代文官制度。13世纪末以来，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人也介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便包括文官制度，这对于开阔西方人的视野，传播东方的古代文明起了良好的作用。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
材料二 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正式拉开了革新吏制的帷幕。1853年，斯坦福·诺斯科特和查理·屈维廉爵士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痛陈了当时政府官吏制度的痼疾，同时提出了改革的原则性建议：（一）建立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择优录用文官；（二）根据不同的教育程度，把文官分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三）对各部的文官实行统一管理，各部文官可以互相转调；（四）严加考核文官平素的工作，根据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勤奋程度加以擢升。1855年，内阁颁布了《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决定成立三人文官委员会，独立主持文官考选事宜。1870年，内阁又颁布了第二个改革文官制度的枢密院令，一切文官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委员会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方能录用。至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形成。
——摘编自顾新生《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官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形成的主要因素并说明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文官制度确立的历史背景及其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