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 1900年 | 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华民族警醒。 |
| 1901年 | 《译书汇编》译载日本著作，指出：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 |
| 1902年 | 《译书汇编》发表留日学生编译的《史学概论》，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史学概论”命名的著作，该书中日本学者的史学思想都来源于西方。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广长舌》，这是一部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 |
| 1903年 | 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秦嗣宗译《希腊独立史》；张仁普译《意大利独立史》；上海人演社出版《俄国革命战史》。 |
| 1905年 | 梁启超编纂《越南亡国史》 |
| 1910年 | 梁启超又撰《朝鲜灭亡之原因》 |
| 1911年 | 商务印书馆《美国独立战史》重新修订再版，此后两年该书先后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 |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国学者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78年，中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在对世界历史新知的渴求和为经济建设出力的愿望的背景下，他们遇到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中国史学家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这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初学界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78年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近现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现实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法国、英国等地出现的文学思潮，其特征为：第一，把文学作为揭露社会的手段；第二，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第三，关心社会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 表现出作家对人的关怀……
——整理自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
材料二 《双城记》是英国作家狄更斯于1859年撰写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其以法国天革命为背景，以巴黎和伦敦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双城记》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反映的却是现实问题。作者感受到当时英国社会矛盾的尖锐、贫富的悬殊，下层群众中普遍存在愤懑与不满，觉得情况与大革命前的法国有些相似。下表是小说中的部分典型人物与形象介绍。
| 人物 | 形象介绍 |
| 梅尼特医生 | 人道主义的典型。他正直高尚，凭良心过活，因告发一侯爵兄弟霸占农妇的恶行而遭陷害，最终被关进巴士底狱 |
| 厄弗里蒙地侯爵 | 反动贵族的典型。他视下层人民为草芥，顽固坚守贵族特权，最终被革命党人刺杀 |
| 得伐石太太 | 革命群众的代表。她积极参与了攻打巴士底狱的战斗，性格特点是坚定、冷峻、没有仁慈，不讲怜悯，其最后在与他人的扭打中被自己的手枪打死 |
——整理自[英]狄更斯《双城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对狄更斯《双城记》折射出的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反思进行阐释并加以评论。
(3)综合以上材料，说明运用现实主义文学进行历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从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这段时期内，年鉴学派从已然在法国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之中 汲取了许多观点。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方法上追寻跨学科的对话，扩展了历史学家赖以介入 过去的资料来源和问题。他们反对狭隘的、政治的和传记式的历史叙事方法，追求描绘全景式的整体史。他们认为在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表象之下，存在着长时段的经济和社会 力量的影响。同时，他们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反对个人和英雄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重视 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们还反对经验主义，试图寻求构建整体历史知识体系的独特路径。
——摘编自沈坚《简论20世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材料二二战后至20世纪70 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界一直居于主流地位。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战后民主改革及批判战前、战中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其社会思想 意识、历史教育均面临重塑。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恢复了战时被迫中止的学会活动，并主导 成立了一些新学会。同时，他们展开了对皇国史观等错误史观的批判，远山茂树认为战时的 日本史学缺乏客观性，是“非科学的”,今后的历史学要重视“科学性”和实证研究。1954年 前后出现了“太阁检地论争”和“寄生地主论争”,论争发展成为持续多年的研究热点。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结合，不但在内部进行活跃的理论探讨、著述活动，更着力在国民及学校教育领域推广唯物史观，迅速占据了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摘编自张艳茹《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
(1)根据材料一，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迅速复兴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对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铭文，以及对我国古代碑碣刻石的收集、著录与研究，称作金石学。这一专门之学创建于宋，在宋朝之前，历史上虽然也有关于前人对金石文献进行研究的记载，不过，前人在这方面的工作毕竟是一鳞半爪，并不成系统，因而也就不能称其为“学”。……金石学发展至清代，呈现出复兴进而繁荣的景象。随着金石学研究成果的日益增多、范围的不断扩大，在金石学自身渐趋科学的同时，也带动和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金石文献脱离附庸于史部目录类的地位而独立成为史部的一个子目，且再细分子目……此外，随着金石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新史料意识全面觉醒，学者们在利用金石证史方法研究历史的同时又对这一方法进行思考和总结，上升至理论的高度已指日可待。
——据崔文印《宋代的金石学》、王雪玲《论清代金石学的学术自觉与理论价值》整编
材料二 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辉煌发展和总结时期，到晚清，由于西洋文化的冲击以及国家贫穷落后的精神刺激，促使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总结、反思，由经学的汉、宋之争，进而展开今、古文经之争，进而展开更广泛的诸子研究……科举制度的废除，表明即使在官方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地位也已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三大考古发现的真谛被逐渐揭示出来，金石学有可能因其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对象深化而步入近代考古学。晚清社会是一个“千古未有之奇变”的社会，学术思想因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旧史学向新史学演进，金石学向考古学演进，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刘毅《从金石学到考古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金石学在宋代成为专门之学的原因，概况金石学在清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金石学向考古学演进的原因。
材料一中国近现代史学相继出现三种“新史学”及三次史学转型，在主旨和内涵上不尽相同，但都对传统史学加以“扬弃”，并且“弃”多于“扬”。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源远流长的传统史学范式趋于式微，而传播欧美史学理念及采用欧美范式来书写历史蔚然成风。同时，著述语言则大多采用杂糅众多翻译元素的现代白话文，书写的形式也从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札记体转变为专著、论文和通史等体裁，而历史研究的史学趋于形成；历史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事迹，而是国家、社会和民众的经验，而历史研究的要旨在于“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而非止于“记载事实”；历史叙事也不再以华夏中心，转而接受某种世界史观；历史的功用不仅在于资治和“惩恶扬善”，而且关乎国民教育和国族构建。此后，在1946—1966年间确立了效法苏联史学的范式和体系，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否定传统史学，排斥19世纪末以来的“新史学”和欧美史学，并且学术和政治的边界不清。历史研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以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问题的准则。“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界倡导思想解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史学思潮经历了“回到马克思去”“回到乾嘉学去”“走向系统化”“走向跨学科研究”等交替递进的演化过程。各种史学思潮的兴替，见证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向欧美取法逐渐成为潮流，追赶国际史学的前沿；普遍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来考察过往，借助各种理论工具来发掘、组织和诠释史事，以揭示过去的意义。
——摘编自李剑鸣《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材料二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只是注解式地单向借用，而不能在细致微观的研究中加以深化、发展和修正，乃至新创自己的理论和概念，以“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因此，不可“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
——摘编自《历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变化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新时期史学转型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材料一 西方科学文化的舶来是明清之际时代性的重大变化，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人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交流。中国士大夫热切研习探求舶来的各种学理，他们意识到传统科技停滞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第（仅仅）能言其法（技巧），不能言其义（逻辑）”，更新知识必须“缘数寻理”，才能“具存实义”发现规律。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与明清更替，天文、地理、人治之学等实学为士人所看重，产生了一批脱离空谈“心性”的新型士人与政治家，诞生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一大批科技成就。
——据陈橹《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与历史影响》
材料二 18世纪，启蒙时代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都具有科学教育背景。他们通过演讲和著书立说将科学理论介绍给公众，最著名的莫过于《大百科全书》……这一时期大学里的教授开始接受牛顿的理论，有的教授向学生展示科学原理，并向公众演示自己的发明。科学会和研究院大量建立，其中许多机构有出版图书和期刊的特许权。1738年伏尔泰出版了《牛顿的哲学原理基础》以向公众介绍牛顿的力学原理。这一时期，还有更多的向外行人讲解科学原理和知识的图书出版。
——据李大光《科学传播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时期中国相比近代西欧科技传播途径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并联系现实生活，提出一条与上述材料中不同的科技传播新途径，并简要说明其优点。
材料一 国民政府在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上实行省、县两级制。但中国省区面积广大，置县过多，省政府有“鞭长莫及、呼应不灵”之苦，尤其在大规模军事、政治行动时显得尤为突出。尽管国民党中也有人提议缩小省区，但并未实行。国民政府为整饬吏治，维护治安，提高地方行政效率，1932～1936年，在省县之间设置行政督察专署以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以求起到督察、指导和统筹辖区内各县、市行政事务的作用。行政督察专员由中央行政院直接任命，权力的来源则隶属于行政院，俨然充当了中央在地方的"代言人"。专署制度后期逐渐成为蒋介石扩张个人势力、排除异己的工具，其存废问题引发了国民党内部长期的争论。
——摘编自范鹏鹏《专署与地方治理》
材料二 专区专署制度是一种派出政府制度，其渊源可追溯至西汉的部州制。人民政府建立后，中共在稳定政权、加强有效管理的背景下，沿袭了派出政府制度，在省县之间设立派出政府——专署，以指导、检查县的工作。专区专署制度于1949～1966年历经三个阶段的探索和调整，形成定制。1967年，专区专署演变为省县之间一级行政，改称为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地区革命委员会又改称为地区行署，并恢复为派出机构。1983年至今，我国实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部分地区行署仍然存在。因此，专区专署制度是人民政府时期省县之间的派出政府制度的开端。专区专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我国地级行政建制的基础，是人民政府时期重要的地方政治制度。
——摘编自侯桂红《人民政府时期专区专署制度研究（1949——1966）》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民政府设置行政专署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初期专区专署制度与国民政府时期专署制度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 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中长期负责济贫事务的埃德温·查德威克依托医生群体，通过调研究分了解到英国民众正置身于极为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下，他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份议案，想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都能通用的卫生管理标准规章，这项议案于1848年8月通过议会辩论，成为全国性通用法律，还创设了非临时性的中央卫生管理主导机构-卫生总署。卫生总署对各地的公共卫生问题提出管理意见：第一，当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纳税人申请在该地区实施公共卫生法案时，卫生总署有权命令一个调查员进行细致调查，根据调查报告确定法案是否实施。第二，卫生总署可任命若干调查员监督地方卫生管理工作并参与法案实施监管，还可通过地方调查员的实际调查情况来决定是否应针对妨碍地方卫生管理的行为进行上诉……第五，地方卫生机构如想要贷款，必须首先获得卫生总署的批准。从实践来看，卫生总署权力虽有法律保障，其政策却很难贯彻落实到地方。《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我们宁可冒得霍乱和其他病的危险，也不愿受欺侮而保持健康。”这些反对声浪使得查德威克于1854年被迫离职。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二 据统计，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已经自1982年的657万增加到2018年的2.44亿，其占总人口的比例从0.65％增加到17.43％。中国城市管理领域亟待注重城市管理的系统性、协同性等本质特征，提出一个整体性的管理框架，建立完善的城市管理系统，创新城市管理机制，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与现代化。网格化管理思想源于计算机领域的“网格”，是指利用互联网将地理上广泛分布的计算相关技术融合为一体，根据社区所辖范围、分布特点、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情况，结合各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合理划分责任网格，合理配置组团人员，可以形成专业化管理服务团队。2004年10月北京市东城区率先启用网格化管理模式。自此，城市管理问题的发现率达到90％以上，任务派遣准确率达到98％，处理率为90.09％，结案率为89.78％。
—摘编自陆军等《智慧网格创新与城市公共服务深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查德威克被迫离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网格化”城市管理的特点及背景。
材料一 马赛曲最早是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义勇军高唱的一支革命军歌，1879年第三共和国众议院在共和派倡导下通过决议，将《马赛曲》定为国歌。1882年总理弗雷西讷概括了马赛曲对于第三共和国的意义：“马赛曲是祖国的颂歌”，它使人想起“我们父辈的英雄主义行为”，它是“力量的源泉，荣誉的象征”，在1880年至1914年的几十年间共和政府在军队和学校中教法国士兵和学生们唱马赛曲，一时间高昂、雄壮的马赛曲响彻法兰西大地。正如尤金·韦伯所说，“到了19世纪末这支曾属于一个政治派别的好战、革命的歌曲成为了法兰西之歌，它传播的不仅是歌词还有强有力的认同”。
——摘编自顾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对共和文化的塑造》
材料二 《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流亡到上海的东北青年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1935年伴随电影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全国大范围传唱。1938年，丰子恺写道：“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国歌、国徽等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大多数人赞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有人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歌词存在异议，建议歌词作修改。周恩来认为原歌词可以激励感情，毛泽东也表示“还是原有歌词好”。最后与会者一致赞同不改歌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摘编自刘小兰《<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战最强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马赛曲》诞生和成为国歌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其对法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代国歌且不必改歌词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国歌的认识。
材料一 嘉靖年间，一些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近代的地理、天文、历算和医药等科技知识，逐渐为一些中国人所接受。而此时，明朝政府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切需要一剂"救世良药”“一些正直和大度的人，关心对一种没落和腐朽的政权进行改革”。于是，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一批开明的士人走到了一起。
——摘编自彭勇《明史》
材料二 西学东渐是件好事，它曾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但是如果把这一文化交流过程看作是单方面的西方文传入中国而使中国人民受益匪浅，也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一文化接触本身也是中国文明传入西方的过程，也可以称“它“中学西渐”。事实上，随着欧洲人来到远东，反映中华文化高度发展的大量物品如丝绸、瓷器等被不断运往方，极大丰富了西欧人的生活。他们所寄回的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情报令欧洲人耳目为之一新，使西欧无论官民僧俗都能对遥远的中华古国有了生动而深刻的认识。尤其是这一时期大量中国图书被带到欧洲其种类之丰、涉及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为欧洲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科。
——摘编自徐均平《试论明末西学东渐的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西学传入中国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末“中学西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