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藩镇长官在辖内各军事要冲设“镇”控扼地方，“镇”自创始之初便兼具军事、行政和商业功能。进入宋代以后，藩镇实力不断削弱，军事职能逐渐退却，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镇”的经济功能日渐凸显。同时，随着草市大量出现，其中一些草市因辐射区域人口众多，拥有相对优越便捷的交通条件而成长为镇市，成为各地乡村中介于村市和城市之间的次级商业中心。南宋时期，随着镇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功能的渐趋完善，镇市居民人口的不断增多，镇市用地日趋紧张，一些经济成长条件较好和乡村社会分工较为细致的地区，其镇市开始发展出一些“子镇市”

——摘编自张倩《宋代“镇”“市”结合的历史考查》

材料二   明清时期，江南农村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手工棉纺织品的生产，促使一批农村市镇兴起和繁盛。娄定县娄塘镇，“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所以客商鳞集，号为花、布码头，往来贸易岁必万余，装载船只动以百计”。上海开埠后，大量廉价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涌入，致使农民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趋于衰败，原先一批立足于手工棉纺织发展基础的农村市镇的商业活动归于萧条。另有一批市镇随着上海的发展而兴旺。江浙沪原先以苏杭为中心的城镇体系，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上海口岸内外贸易为主要连接纽带的新的城镇体系。

——摘编自戴鞍钢《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

材料一   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开始，到1851年，英国花了92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50%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经济学家保尔·芒图说，正是大批农村闲置劳动力的涌入，大工业的发展才成为可能，而大工业的发展又加速了农村人口流动和迁移，两者密切联系，互为因果，形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推拉力机制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政府对社会领域进行不断探索，以实现城市社会管理，从济贫法到社会保险的一系列社会立法，提高了城市的凝聚力。

——摘编自唐庆《近代英国农村人口的迁移与城市化》

材料二   “农民工”指的是虽然身份是农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工作的人。农民工身份是农民，职业是工人，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中共中央于1984年发布一号文件，规定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此文件可谓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动的一个标志，自此，农民工开始大量涌进城市。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是28836万人，其中，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11570万人，外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17266万人。

——摘编自徐胜兰《生计与发展——浅析农民工进城的“推力”》

材料   194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0．64%。1950-1957年，出现了一批新兴工矿业城市，武汉、太原和洛阳等老城市也进行了扩建改造，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持续增加。

1978年以后，我国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城镇化进入新阶段，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01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工作和生活在城镇的人口比重超过了50%，比1978年末提高33．3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1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为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保和住房等领域配套改革相继出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明显加快，大城市管理更加精细，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加速发展，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市群建设持续推进，城市区域分布更加均衡。

201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2011年提高了8．3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9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3．37%，比2015年提高了3．4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6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中小城市发展齐头并进；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互促共进；新型城市蓬勃发展，城市群格局基本形成。

——摘编自《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