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以来，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直接冲击下，“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指向，成为影响至今的话语表述。从该词发端至今，其内涵释义经历了多次再生。

材料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古今更迭、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意义，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

——摘自冯天瑜《“中国”的古今演绎》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品质。它集中反映民族的禀赋、个性与气质，是该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初以“国魂”来指代“民族精神”。1899年，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将中国魂的实质视为“爱国心与自爱心”，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尊自强的品质。这一时期，“国粹、立国精神、国族精神”等词语也曾被用来表示“民族精神”这一概念。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从公德、进取、权利、自由等方面论证民族精神应该包括的新民特性，希望通过培养具有近代国民意识的“新民”，达到“重塑国魂”的目的。1904年《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文章，作者将民族精神的发挥与民族的兴衰相联系，迫切盼望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民族精神。

1912年，梁启超提出“国性”的概念。把语言、文字、思想等代表民族文化的“国性”视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民族精神”。严复强调忠孝节义“实为国民之特性”，为立国精神之所恃。其主张被企图复辟帝制的当政者所利用，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腐朽思想与愚昧观念的猛烈批判。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民主、科学、自由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提出民族复兴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复兴民族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密不可分，论证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抵抗精神和热爱和平的根本特性，并将发扬民族精神直接与动员民众抗战热情的历史使命相联系，使民族精神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使抗战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真正实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中华民族的观念得以在民众中牢固树立起来。

——摘编自唐海涛《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