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引进栽培了许多来自域外的农作物品种。源于西亚的小麦在汉代得以推广，唐朝之后甚至取代了中国原产的粟，成为北方最重要的禾谷类作物。汉代以后，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以麦豆秋杂轮作复种二年三热制为主要形式的轮作复种制；长江流域在唐代以后也发展了稻麦两热制。宋代占城稻的推广，尤其是明清之际大量对环境适应能力强而又高产的美洲作物引入中国，使得原来难于利用的荒山、丘陵、滩涂得以开发，从而增加了粮食生产的面积和产量，极大地改善和优化了中国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构成。

——摘编自王思明、刘启振《中华农业文明的融合与再生》

材料二   目前，中国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2019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中提到，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人均占有量稳定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上。其中，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谷和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够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可见，中国依靠自身力量将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手上。

——摘编自彭涛《从古至今，“一粒米”如何变迁》

材料   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宋代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了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除此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对参与扶贫的富户奖以荣誉称号……宋代政府除了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

——摘编自孙竞、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孙中山特别重视扶贫帮困民生战略。1919年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国之贫弱，必由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痔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关于扶贫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实业”：“实业乃富国之本”，“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孙中山指出，一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建设，通过发展交通促进货物流通交易。二要发展特色产业。孙中山提出中国是茶业的故乡，应重点发展“茶业”。

——摘编自黄和平《孙中山习近平扶贫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二 我党在建国初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农民获得土地，消除了农民贫困的制度因素。改革开放后，以农村经营制度改革为先导，实行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不仅如此，我国还坚持减贫国际交流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自光明网《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减贫篇章》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劳动正义思想，如保障“制民之产”，落实土地“均”“正”，践行“薄其税敛”，重视按“劳”各得其分，尝试“与民分货”，倡导“取于民有制”。保障“制民之产”是抓住了保障劳动正义的根本；落实土地“均”“正”是践行劳动正义的基础；践行“薄其税敛”是落实劳动正义的重要举措；重视按“劳”各得其分是实践劳动正义的中心环节；尝试“与民分货”是推进劳动正义的必要补充；倡导“取于民有制”是改善劳动正义的重要措施

——摘编自刘伟雄、李连根《中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进入阶级社会后，尤其是前现代社会，相比神话英雄、宗教人物、王公贵胄，出现在艺术作品上的劳动者的形象相对稀少了很多。直到16世纪，在商业发达的北欧，一些画家不吝创作以劳动者为主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中，劳动者质朴、快乐的形象中不失愚笨的一面，这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对乡村农家的态度与莎士比亚相似，习惯拿乡下佬开心”。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明确把劳动者当作主要描绘的对象，创作了很多传世的经典作品。如古斯塔夫·库尔贝1849年创作的《碎石工》、米勒1857年创作的《拾麦穗》等，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广大劳动者艰苦的劳作状态和艰辛的生活情景，实际上更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评和拷问。

——摘编自郭广林《浅议近现代绘画与摄影里的劳动者形象》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中用勤劳和汗水、智慧和创造，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的社会风尚，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鼓舞人心的劳模精神。在新时代，应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摘编自储新宇《弘扬伟大劳模精神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材料   乡诉讼是明代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年）四月，明太祖颁布钦定之《教民榜文》，榜文共四十一条，对于乡诉讼有详尽的规定。关于乡诉讼的具体内容大致如下：乡诉讼的法官是本管里甲（指里长及甲首）及老人，他们是兼任法官，乡诉讼管辖的案件是一乡之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乡诉讼采合议制，必要时得刑讯当事人。乡诉讼的法官均系里甲或老人，其所谓判决系合议制之决定，或有书面，或无书面，并不一定。其判决之依据为国法、人情与风俗习惯等规范。明代乡诉讼之判决有类于现今之乡镇调解委员之调解；乡诉讼的目的在于减少民事案件及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但因里甲及老人的素质良莠不一，判决未必公正。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如果不服，得于乡诉讼判决后上诉州县衙门。明代乡诉讼之施行，曾经发生几次变化。总的来说，成化之前，尚能依敕令施行。弘治以后，渐难施行，上述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多径向州县衙门呈控。

——据《中国审判制度史》

材料一   两京地区（长安、洛阳）的粮食储备与隋唐统治稳定紧密相关。隋唐时期的粮仓总体采取中央、地方和私人储粮相结合，除了太仓、正仓等进一步完善外，新出现了军仓、义仓、惠民仓等仓种，各仓职能明确、管理严密、唐朝政府通过财务勾检，即财务审查、账目审计与法律法规来对粮仓管理进行监督。为了让粮仓干燥、低温，洛阳城地势最低的河谷地区海拔在130米作用，而粮仓基本都在140米以上，粮窖为口小底大，既可以扩大粮窖容量、防止窖壁塌陷，又便于镶嵌壁板以抵抗寒气渗入，且火烤窖底和下部、涂抹防潮层。史学界发现隋唐粮仓多为地下仓窖，究其原因：建造及维护成本低，减少在战乱等冲突事件中的损失。大型粮仓均分布于长安、洛阳方向的运量干道上，便于各州县的税谷、税草的输送。隋朝大运河修建时，也充分考虑了大型粮仓的位置关系。

——摘编自王荔君《隋唐时期两京地区的粮储特征及其启示》

材料二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粮食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英国掀起了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的高潮，到19世纪中期曼彻斯特成为著名的运河、铁路枢纽。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建泣，同盟人员进行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创办刊物，要求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英进行反谷物法的演讲、游行示威。1846年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后，英国从国外市场大量进口小麦。当粮食歉收、谷物价格上涨发生骚乱时，政府便会发出命令严禁囤积居奇，采取措施规范谷物交易。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不仅推动了英国城市化，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

——摘编自费情《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