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发生次数最多、破坏性最强的是旱灾、水灾和蝗灾，这三大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国古代水旱灾害的发生在时空分布上有着一定的规律，西周到五代的旱灾多发时段共有9个，水灾多发时段共有8个。中国古代的水旱灾害频繁，分布的地域也极广泛，从总体上来看，大部分时期内，北方旱灾爆发频率高于南方，西部高于东部；水灾发生的情况则正相反。蝗灾是中国古代仅次于水旱灾害的自然灾害，历代对蝗虫危害的记录都惨不忍睹。如晋永嘉四年（310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蝗灾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西周至五代自然灾害统计简表

——摘编自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二   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的蝗灾，宰相姚崇认识到蝗灾与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内在关联，主张积极灭蝗，其主张也得到唐玄宗批准。经过审时度势，姚崇提出“夜火坑埋法”灭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为鼓励百姓积极灭蝗，在这次捕蝗行动中，蝗区还采取了捕蝗给粟的奖励办法，《朝野金载》记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姚崇治蝗不仅仅停留于灭蝗，还积极开展灾后抚恤工作，如放贷、蠲免钱粮等，从而使生产迅速恢复，也使得大灾之后没有出现大荒。“姚崇治蝗”是唐朝乃至我国古代灾害治理的成功典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突出表现，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田一颖、刘利民《“重人事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

材料— 传统中国是皇权和绅权分治的大帝国，国家行政权力仅延伸到州县一级，广大乡村的秩序主要由乡绅控制。尽管历代设有里社、保甲之类的乡治组织，但并非正式行政机构，实际效果也不理想。乡绅群体的构成是多元化的，既有地主、富商，也有致仕官员、生员，他们或可控制当地经济，或以特殊身份勾连官僚系统，或因渊博学识得到众人敬服。当然，乡绅群体仍是每个家族的一员，且拥有重要地位。乡绅会主持水利建设，自发赈灾济民，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们对安宁和土地的诉求就这样寄托于乡绅身上。

——摘编自郝秉键《试论绅权》

材料二   清末科举制废除后，传统乡绅中的优秀分子大多在城市追求进步事业。而部分留在农村的乡绅“迂者八股外无所知，谲者把持公事，惟利是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抓手，开始改造农村社会。乡绅的统治在很多乡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等领导人一直强调防止“和平土改”和“恩赐式土改”，通过举行诉苦大会等方式揭露劣绅行径，让乡民为审判劣绅的“人民法庭”提供案件线索。1950年底，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在500～3000人不等的范围内建立基层政权。1951年4月，政务院又要求各地“缩小乡行政范围”。

——摘编自孟庆友《人民法庭对绅权的转化和替代》等

材料一   清朝前期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主要通过救助机构实施。这些救助机构有综合性的如养济院、留养局；有针对某一弱势群体的，如育婴堂。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为常设救助机构；留养局、粥厂为季节性的救助机构。养济院、粥厂、栖流所等由政府供给被救助者衣食。普济堂和育婴堂有些是民办的，但绝大多数是奉皇常之命设立的，被纳入政府资助、管理的范围。清代前期的社会教助几乎是以“养”为唯一方式，对被教助者的教助完全是免费的，以保证他们的生存为目的。

——摘编自刘悦城《清朝前期的社会弱势群体教助》

材料二   建国初期，弱势群体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因此，毛泽东认为，政府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应遵循因类、因人而异的原则。救济失业人员：“推行积极的失业救济，救济失业与促进就业相结合”;救灾工作：“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不论是失业救济、灾民救济，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围绕建国初期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政治大局进行的。除政治、经济方面的救助措施外，还重视弱势群体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弱势群体主动、积极地融入到劳动自救和建设新社会的洪流中。党和政府还在全社会提倡平等相待、团结互助、扶弱济贫，反对社会歧视，让全社会都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从而为弱势群体的救助和自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从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的3年间，全国共安置救济失业人员上百万。灾民、贫民和流民也得到合理的救助与安置。

——摘编自杜俊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济论述》

材料一   1931年,湘鄂西等根据地发生大水灾，“房屋倾坍,室如悬罄”。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粥厂救济;开展节约粮食的活动“党政机关每天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军事机关一餐稀饭两餐干饭”、“红军游击队员生活费”减半;动员群众、机关人员、红军修堤凿沟开河，不到三年便修建了万余座水利工程,形成了“年成丰熟笑眯眯”的局面。1934年，中央苏区受“先水后旱之灾”，面对严峻的形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推行工具统一使用和劳动力相互调剂的策略,结果农业收成“比去年增加一成”,瑞金等重灾区“虽然无很大增加，但也没有减少生产”。

——摘编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活动》

材料二   俄罗斯政府一向重视灾害治理，他们在中学开设安全和逃生课程，有计划地向居民企传安全防范和自段知识，建立了全俄急救和医学中心等医疗和教育机构。在联邦紧急状态预防和响应统一国家体系形成的基上，提出了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责任分享制。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权，在法规中特别强调当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某些权力和自由将受到必要的限制。……为防范危机期间因出现“泄密”报道而破坏政府方案的效力。避免不当报道对人心的拢乱，政府对媒体的职责做出了法律规范，以确保紧急状况发生时，媒体能起到协助政府与社会沟通、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紧张状态的作用。鉴于救灾部门使命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的相似性，俄还与美国建立了防救灾的合作关系、并同北约取得了相关合作的直接联系。

——摘编自游志斌《俄罗斯的防救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