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清朝的传统国策是严禁人民移居国外,视移民为“弃民”；近代,巴西、古巴等地出现“用工荒”,他们希望从中国招工。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华工出国合法化；1877年中国与西班牙签订《会订古巴华工条款》,规定中国可派员前往调查华工受虐待情形；1879年,中国首批驻古巴领事人员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清政府对待出国华工态度的转变,反映的是

A．中国逐渐与世界接轨	B．中国被迫放弃闭关锁国
C．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D．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 . 论及晚清时期的不平等条约，有学者注意到：“签署治外法权条款则是出于以下权宜的想法，即这些说不同的语言并有着奇怪习俗的夷人应该获准管理自己——以显示中国的宽宏量，并减轻管辖他们的任务。”清政府的这种认知反映了（     ）。

A．极力维护朝贡贸易体制	B．抛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C．努力走出天朝上国的幻梦	D．对司法主权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仍懵懂无知

3 . 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历史事件(部分) 

时期	史实
秦汉	中国的铸铜和制漆工艺传到朝鲜
隋唐	日本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了自己的文字
宋元	阿拉伯数字传入中国
明清	传教士利玛窦来华

对表中信息解释合理的是(　　)

A．古代中外之间交流具有双向性	B．古代中外间交流以技术为主导
C．海外贸易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	D．中国对外交流主要对象是邻国

4 . 据统计，从1860年到1894年，朝鲜向中国朝贡的年份有25年，琉球有8年，越南有5年，尼泊尔向中国朝贡了4次，缅甸朝贡了1次。1894年以后这一现象还有些残留，但未能构成一种国际秩序。这表明近代中国

A．宗藩心态已被完全破除

B．独立自主地位丧失

C．积极顺应近代化的潮流

D．传统外交体制难以存续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有学者指出，美国的亚洲外交似乎总是处于“失致一总结教训一再失效一再总结”的无休止轮回中。在欧洲屡试不爽的均势战略、民主改造、和平演变等手段，在亚洲不是遭遇失败，就是收效甚徽。对于美国来说，亚洲是一个谜，中国更是谜中谜。美国在亚洲的失败，基本集中了美国外交失败的记录。而美国对中国的误判，又成为美国在亚洲所有误判中最带有战略性和经典性的误判。

下表记录了二战结束后的7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6次重大战略误判

第一次误判	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
第二次误判	中国人敢出兵朝鲜吗？
第三次误判	苏联解体，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
第四次误判	“市场化”必然使中国“自由化”
第五次误判	中国将在“崛起”中“崩溃”
第六次误判	中美关系是“第二场冷战”

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提炼一个有助于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论点，并结合史实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6 . 古代中国在世界上拥有崇高的国际地位，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材料一 唐朝时，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地来到唐朝访问、求学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商人也不绝于途。那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的有70多个。唐政府在中央设有鸿胪寺，负责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在缘边之地设互市监、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长安的大学里有数量众多的外国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回国后按照唐朝模式改造本国社会，日本“大化革新”就是由回国留学生策划的。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出玉门关西行，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海上交通，从广州出发，过马六甲海峡可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进而到达波斯湾沿岸各国。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总的图像就是一个专横腐朽的统治阶级治理着一个沉沦堕落的民族……只有三种合理的办法，要么从地球上消灭这个民族，要么以最轻蔑的态度对待它，要么改造它。这三种办法大体上是在中国的三类外国人的主张，这三类人依次是外商、在华外交官与传教士。

——摘编自杰罗姆·陈《中国与西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国际交流所呈现的特点，并说明上述国际交流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杰罗姆·陈对近代中国的认识。

7 . 20世纪50年代末，针对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毛泽东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而当苏联对新中国进行战争挑衅时，毛泽东又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这反映出新中国

A．在对外交往中具有毫不妥协的决心

B．自觉地担负起反对霸权主义的责任

C．已经不再接受苏联在外交上的控制

D．在国家外交中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

8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17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以法律条约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平等关系秩序。然而这一新的国家秩序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驱动下，又形成了向外扩张的“世界国家秩序”。西方将暴力强权贯注到条约形式之中，用有悖于国家主权原则的条约制度，不断将更多的国家纳入新的“世界国家秩序”之中。18世纪末英国商人和政府开始谋划与中国建立条约关系；1816年带着“将公司贸易建立于安全、稳固和平等的基础上”的使命来到中国的英国代表阿美士德却连嘉庆的面都没有见到便被送回。此时英帝国开始放弃长期实行的和平协商方式，用武力与中国建立条约制度的舆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普遍形成。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英国人这样描述清政府早期对条约的态度：“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因为条约在清政府看来，通商权利原本就符合施之（夷狄）以恩惠的羁縻之道。60年代后，英、美等国分头向清政府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1864年，清政府刊印《万国公法》，对此李鸿章认为为民族挽回权益计，遵守与应用《万国公法》应成为时代之必需。1884年，总理衙门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依本万国公法而行。”至20世纪初，驻俄公使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1）根据材料一，归纳西方“世界国际秩序”的主要特征，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中期英国将中国纳入“世界国际秩序”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待近代条约态度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变化做出简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