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政府在清末新政中废除科举制，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废除科举是两害取其轻。刘绍春认为，“渐变改革方式已经跟不上局势的发展”，时势的急迫成为废除科举的直接重要推动力，虽然，这种激进改革又为以后留下了一些问题，“但已无法顾虑周全，两弊相权取其轻罢了”。……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是条件成熟的自然结果。孟宪实认为，经过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等几个步骤，在近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知识体系和人才观念才最终完成历史性的突破，废除科举的条件已经成熟。但也有部分学者，从科举废除后的消极影响出发，认为清廷在废除科举上，操之过急。

——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 晚清新政时代，由度支大臣载泽兼任督办盐政大臣，有全国盐政行政用人之权，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之《中英商约》中商讨有关免厘加税之条款。清政府为发展工商业，于1903年8月成立商部，以载振为商部尚书且伍廷芳、陈壁为左右侍郎，其职责为管辖所有工商路矿和农垦、农牧方面的事务。商部成立后，制定并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商法，提倡私人资本办实业，以立法形式给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以某种保护，还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规定了对补办及经营工商业的奖励办法，如凡集股五十万至五千万的工商业者，奖以商部头等顾问官等职位，加以七品至头品顶戴。虽然实际得到奖励的人微乎其微，但这一政策的颁布，多少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