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9年，中美《浦安臣条约》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需照所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在容因等人的促推下，清政府开始举办幼童留美计划。1872一1875年，120名学生赴美留学，由清政府承担费用，设“幼童出洋肆业局”进行管理。学生在学习数学、天文、生物、化学、机械、采矿和土木工程等的同时，由随行出国的汉文教习“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80年代，美国掀起排华浪潮，加之清廷惧怕学生“西化”，留美幼童被迫中断学业、提前撤回，仅两人大学毕业。

20世纪初，曾为留美幼童的梁诚担任驻美公使，发现美方损失远小于庚子赔款所得。因此提出退款，并用于开设学堂、兴办教育，得到美国总统与国会的认同。1909年6月，游美学务处成立，负责考选学生，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清华学堂。1909-1929年，庚款留美学生共计1289人，学习美国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科学与技术等，其中87.3%获得学士以上学位。

——摘编自胡中波《中美关系视野下的中美教育交流研究》

材料二   1927-1949年我国留学美国学生人数统计表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积极争取留美学生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在美学习理工科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一概不准回国，美国政府甚至不惜捏造罪名、监禁钱学森等人。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进行大使级谈判，中国以释放美军被俘飞行员为条件，获准钱学森等回国。

——摘编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

材料   清末朝廷对传统文官制度进行变革，在形式上是为了配合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实质上则是为了走向近代世界和实行开明专制，这也是清末预备立宪何以从官制改革“入手”的根本原因。为能选拔出符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人才，清廷开始着手对传统科举制度进行变革。为鼓励新式人才脱颖而出，清末法律规定（学堂学生）毕业升等、奖给出身均由试官考定。高等小学毕业，归地方官考试核办；升入中学堂者，归学政考试给奖；中学堂毕业给凭，归道府大员考试核办；升入高等学堂者，归督抚会同学政考试给奖。各学堂考核学生，均宜于各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亦用积分法，与各门科学一体统计分数。其考核之法，分言语、容止、行礼、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察，第其等差。清末学堂学生毕业考试可分四级：初等学堂毕业考试、中等学堂毕业考试、高等学堂毕业考试、大学堂毕业考试。

——摘编自刘为勇《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除继续在中国遍设各种工厂外，还进一步夺取筑路和开矿的权利，用直接投资和高利贷两种方式把持中国铁路、矿山。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设立练兵处，开始改革军制。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1911年成立内阁。据不完全统计，1902-1911年，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在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在秦、汉之前的早期文献中所表现出来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毫无疑问大多是传闻和想象。古代中国人有一种把空间最大化的想象方式，就是把“天下”想象成“九州”以及周边，中国与“四裔”，或者是以“王畿”为中心逐级放大的“五服”。它体现了古代中国自居中央的天下观念，按照古人的说法，因为四裔不够文明，都仰慕中国，所以要来中国朝贡。“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中国历史记载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二   道光年间，国门被迫打开，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知识逐渐受到关注，一些世界地理和历史的著作陆续问世，中国历史学家才真正开始有意识地超越帝国边界，并依靠异域自己的资料加上亲身经验和考察，开始试图叙述有关世界/全球的史地知识。随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步步失败，关于世界地理和历史观念的巨变，仿佛在加速度地出现。早在同治六年（1867)清王朝成立同文馆，就决定同文馆要设立“读各国史略”一科：1895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晚清政府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改革。在这种改革中，有关历史的观念，也终于迸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在中国历史之外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堂讲授“欧洲和美洲史”。正是在这种中国的大变局之中，世界历史也顺势进入中国。

——摘编自葛兆光《传统中国史学中的世界认识》

材料   庚子之变后，国人无论朝野咸知非变法不足以自存。到1903年，君主立宪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国内知识界和留学生中勃兴起来。1905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督抚和出使各国大臣的奏请也是立宪运动蓬勃的原因。最终，清政府也不得不做出改革政体的姿态。

清廷预备立宪之措施梗概为：1906年7月，清廷下诏仿行宪政，以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入手。1907年8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察馆。9月，清廷成立制宪局，筹备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命令成立省、州、县各议会。1908年8月清廷颁布“宪法大纲”，定九年之后召开国会。只是议会可与商议，但不决定政府的决策。后清廷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改于1913年召开议院。

——摘编自王富聪《清末新政时期统治者内部对立宪政体的接受进程》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法律是道德化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融为一体”，这得益于中国特殊的现实状况和环境。尊卑长幼、贵贱亲疏情理观念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刑无等级之类的观念虽有偶然提出但站不住脚。古代中国宗法制组织形式，也深深决定着中国人的法就是“家法”，就是情理法。人们也习惯于依据自幼耳濡目染的儒家“礼”“理”“名分”“义”等来评断一个人言行的非法与否罪恶轻重，而不是依据朝廷的法律去评断。此外，在古代中国往往不恰当的强调了政治的作用，把法律当作了政治的附庸，从而使法律失去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这也为以情理介入法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摘编自俞世峰《中国法文化中的情理交融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材料二   1902年清廷下诏修订法律，一些野蛮的条文被除去，从法的理念上认同人的基本权利，满汉不同法也被取消，近现代法律精神逐渐为世人所认同。清廷同时开始了国际法、民法、商法等新法的修订。在法律转型过程中，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法理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成立中国法学会，发行法学会杂志，设立了法律学堂，专门培养近代法律人才。它也反过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中华法系进行思考，最为著名的当属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在清廷修订律令时，沈家本参考了中华法系中一些合理的东西，使法律转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点。法律转型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物权、债权、法人等新的概念深入了社会生活，过去的书吏、幕友等日渐消失，讼师也被新兴的律师所取代，这些变化不可抗拒，又悄悄地改变着民众的生活，改变着社会结构。

——摘编自熊英   王刚《近代中国法律转型问题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