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材料一   唐宋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力量，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律令，对社会救助事宜予以规定和指导，由地方政府督促实施。南宋以后，社会力量更强大，在社会救助各个领域逐渐占重要地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其中家族、宗族在民间救助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宋代，宗族救助制度化，使得族人旧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济贫机构方面，唐时是由政府接管原属寺院主管的病坊，北宋时主要是由中央统一诏令各地兴办，而南宋以后，则由各地自行设立，经费也以地方自筹为主。救助方式上，贩灾救荒时招商、劝分等方式增多；救助实体的经营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兴办实业，获取稳定的收益，以维持机构的长久。

——摘编自王颜《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材料二   1883年，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疾病保险法》，1884年和1889年，又相继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与伤残强制保险法》。德国保险三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国家对民众生存状况的保障，由社会救助发展到社会保险，从而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历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由此产生。

——摘编自周佩璇《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首先产生于德国的原因》

材料三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先在上海启动。经市政府同意，1993年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通知》，并于当年6月1日开始实行。这个通知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1996 年12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1997年9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同时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1999年9 月2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正式走上法制化轨道。到2007 年9月底，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77个涉农县(市、区) 已全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摘编自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

材料一：鸦片战争以降，独立、腐朽的中国封建帝国在西方列强的炮声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自此掀开了民族解放与振兴中华的大幕。其间各种西方思潮，各种近代政治制度，都曾在中国试验、演绎。然而，尽管效法西方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专制的满清王朝，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新时代。第二年，就有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号召中国人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开始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参与传播的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士组成。一部分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一部分国民党人士也是“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还有一部分非党派进步人士，如陈溥贤（渊泉）、邵飘萍、张西曼、沈玄庐、俞颂华等，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1919年9月，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表示自己确实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打算。1920年春，陈独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便与李大钊进行建党活动。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即后人所称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党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传播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田子渝、徐方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背景、演进历程》

材料二：1943年，翦伯赞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再一次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高明和深刻，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的水准。比如，翦伯赞高度重视汉族与其他民族历史的关联互动，提出“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他还强调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一方面，“中国史的变动，往往影响世界史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于人体”

——摘编自陈峰《翦伯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代表》

材料   陆羽（约733年—约804年）唐代茶学家，被尊为“茶圣”。陆羽为弃儿，被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长大后，陆羽以《易》自占，得《渐》卦，按卦义自定姓为“陆”，取名“羽”。陆羽在寺院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学会煮茶等事务，但陆羽并不愿皈依佛法。《因话录》记载，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安史之乱后，陆羽辗转来到江南，一路以茶民为友，以茶叶为伴，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后在友人的帮助下“闭门对书”，开始了《茶经》的写作。《茶经》三卷十章七千余字。在《茶经》中，陆羽除了详尽描述各种茶叶的产地、种植、采摘、制造工艺和品鉴方法，还记载了由他本人发现的诸多名茶。这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茶叶的生产从此有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依据。陆羽还擅长地方志、人物志和游记等，著有如《吴兴志》《游慧山寺记》《南北人物志》《江表四姓谱》《僧怀素传》等。唐代文学家李肇评价，“（陆）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尤著”。

——摘编自蒋寅《陆鸿渐生平考实》等

材料   20世纪30年代，医界围绕“国医科学化”展开的论争，几成近代中国“中医存废之争”的巅峰。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曾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的余岩委员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该提案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能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废止旧医案》获得通过，是在北伐结束后的第二年。1930年，谭延闿、胡汉民等关于设立国医馆的提案，与《废止旧医案》几乎针锋相对，却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获得通过。1932年，中央国医馆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进一步加剧中医“向何处去”的论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迫使医界众多人士投身救国事业，报刊登载的相关言论渐次减少。

——据李秉奎《民国医界“国医科学化”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