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宋等汉地王朝治理边疆，实行的都是羁縻政策。边疆部落首领既接受朝廷的州县官爵印信，又保持原有的称号、辖境和权力，自理内部事务。蒙元王朝在边疆范围内设置的政区主要是：宣政院、行省、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如在岭北、东北和西北，行省及宣慰司是直接治理边疆的主要官府形式。在西南，除云南设行省和宣政院主管吐蕃外，主要是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官”设置。明清两代大抵沿袭此项重要政策。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政区地理的变迁轨迹及特色新探》

材料二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羁縻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1762年，乾隆皇帝在统一了天山南北路以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在行政体制方面，清政府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实行州县制，其行政、司法、税收等制度均同于内地各省。在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实行“札萨克制”“伯克制”，册封或任命各族首领，由他们对本地区本民族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仍按旧俗。清朝在统一全国后，不断改进对边疆的治理方式，适时加大治理力度。清政府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立法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皇帝谕旨、臣工条奏及则例、条款。时人称“立法因地因情、断狱从俗从直”“罪名项目较多、刑罚种类较少”“人命案“罚服”完事，抢劫案斩绞了结”“对士官同罪异罚，按等级从重论处”“禁止对外通婚，维护封建夫权”“军律占一定比重、官兵民都受其约束”……近代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调整，1884年11月，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新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1885年，孤悬东海的台湾继之建省，1907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设行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等

材料一：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将军蒙恬率大军30万人击败匈奴，取河南地，筑44个县城，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带到游牧地区，牧地变为耕地，北方边境扩大。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50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

——摘编自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

材料二：在元朝的行省中，岭北、辽阳、云南、湖广、甘肃等行省位于边疆地区，具体负责边疆事务，包括边疆民族。“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为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元朝还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朝令夕至，声闻毕达”。“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之内地”。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元朝对吐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策。在中央设置的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是帝师和宣政院。帝师是主管全国宗教事务的官员，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吐蕃事务，而是通过宣政院或向皇帝推荐吐蕃地方官的形式来实现。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三：清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大权集中、小权分散，正确处理中央与边疆政府的关系，使之各得其所；二是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三是对边疆蛮夷的上层人物加强控制，“众建而分其势”，厚待边疆蛮夷上层人物，清朝上层还通过与蒙古王公贵族长期联姻来增进蒙古游牧势力的向心力；四是大胆进行改革，积极完善边疆治理制度。通过上述治边方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卓有成效。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一   辽朝社会中，契丹人与汉人逐步形成了混居的局面。辽朝统治者非常重视中原文化，采取各种方式促进契丹与汉文化的融合。然而，契丹与中原的观念、风俗习惯大不相同，给辽朝的统治者带来困难。耶律德光对辽国的官僚制度进行改革，制定了南北面官制，即“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人……北面治宫帐，部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摘编自李斯、任向阳的《南北西官制对辽朝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这样的民族分布情况，就不可能设想采取如同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办法，而应该采取最适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国家，也无法采取联邦制度。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

——摘编自《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材料   下图为中国古代制度（部分）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