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07年，怀特布雷特向议会提交用公款资助建立国民教育的提案，虽然该提案未获通过，但却推动了自愿为国家提供普及初等教育社团的建立。1830年，辉格党上台，贵族被迫与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分享权力。1832年，议会改革议案扩大了选举权。1833年，在舆论压力下，议会终于通过2万英镑的教育拨款，1839年该项拨款增至3万英镑，并成立了“枢密院教育委员会”-英国第一个国家监督和管理教育的机构。1858年，教育委员会设立教育行政部，加强对民众教育的管理。1862年，议会通过教育修正案，教育投入被纳入正常的以征税为保障的立法轨道。1880年，英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法。
——摘编自谢天冰《试论英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二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七八十年代，洋务教育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有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甲午战争后，清朝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学堂逐渐走向系统化。这一时期，清朝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学堂的门类更加广泛。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近代教育趋向系统化。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英近代教育的异同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时期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历史上受士、农、工、商阶层划分的影响和手工业生产门类、生产水平的限制，职业教育多为家族式、师徒式的技能传承。1903年，清政府推出“癸卯学制”，职业技术教育被正式纳入官方教育体系。从总体看，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起步相对缓慢，人们对接受职业教育的认识模糊，在读普通中专和职业高中的学生，东部地区每一万人中占比为115人，西部地区占比为58人。1985年，我国职业教育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培养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就业能力。国家财政预算内职业教育经费占整个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份额，由1996年的11.5％下降到2000年的8.4％。1996年，开始实施《职业教育法》。2005年，国家提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李红《浅谈中国职业教育现状及竞争力》、董强《改革开放40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为了对德意志工业化启动和发展创造条件，1814年以来，普鲁士依靠国家政权坚持执行“行业促进计划”，在各省开办职业学校和职业研究所，以培养工程师、工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才；政府组织年轻官员、技术员、企业主和部分手工业者去发达国家访问学习。1969年德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实行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即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和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形式，形成责任明晰、各司其职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德国提供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掌握工业生产技术的熟练劳动者。德国职业教育始终反映了产业界的需求变化。
——摘编自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吕栋腾《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要素识别与考评研究》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近现代史上中国、德国（普鲁士）职业教育发展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缓慢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德国（普鲁士）职业教育模式对发展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材料一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延续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古代的学校既是中华文化的汇聚和凝练之地，又是其传承的主要场城，并在储才和育才的过程中始终肩负着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重任。每个朝代的太学或国子监等选拔的博士官大都是当时最有学问和影响力的学者。这些学者一边讲学，一边研究学术而创作，对传承与创新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私学，在讲学的同时，还与弟子们一起收集和编纂上古时代的文献典籍，如《诗经》《易经》《尚书》《礼记》等经典。由于两千多年来的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央官学教育对儒家经学的重视，最终使其进化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学科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
——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与创新文化的历史规律》
材料二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内推广以工农大众为对象的教育，同时红军在作战中深刻意识到战争对科技文化和知识素养的需要。在瑞金时代，先后建立了各种军事学校，如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建立中央农业学校培养农业技术人员;1932年创办的闽瑞师范学校和中央列宁学校则着重于师资的培训。苏区的教育行政制度是在中央政府中设教育人民委员部，省、县、区设教育部，乡设教育委员会。工农业余教育形式极多，有夜校、半日学校、寒暑假学校、识字班等。小学教育发展很快，教育宗旨是培养“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在教材中，注重揭露剥削阶级本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人民教育事业。
——摘编自《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教育的特征并作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苏区发展教育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材料 王伯群（1885—1944年），贵州兴义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1924年，前贵州省长王伯群与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会晤，决定创办大夏大学。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私立大学的设立需成立校董会，且校董会必须具备资产、资金。王伯群利用其强大的政商朋友圈，发起成立大夏校董会，校董会成员包括多名时任党政军高级官员，以及银行家和实业家。王伯群通过校董会多方筹款，其个人也慷慨捐资。在大夏大学的创办过程中，王伯群善用贤能的干部和延揽高明的中外师资，如邵力子、叶楚伦、郭沫若等知名学者曾任教于大夏大学。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制定“自强不息”校训；提出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探索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管理。先进的管理和高水准的教授队伍，使大夏大学培育出众多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譬如陈旭麓、熊映楚、吴亮平、杜星垣等。
——摘编自汤涛《“大夏先生”王伯群》
（1）根据材料，概括王伯群在大夏大学创办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伯群的历史贡献。
材料 明成化年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在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约中规定：院生可先读《小学》，再读《四书》《五经》和明代御制书、史、鉴等，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读和读书应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并没有硬性规定，只是强调“各随资质高下”。……与官学不同的是，书院更重视学生对儒家经籍中所包含哲理的内省与感悟，注重学生“应举业”和“尊德性”的统一。……正德年间，王阳明、湛若水等学者开始通过兴办书院来广泛地传播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图正人心而淳风俗。在王、湛等学术大师的带动下，面向平民传播日用伦常之学，成为明中后期书院教育中的普遍现象。
——摘编自邓洪波宗尧《明代书院教育及其对现代大学的启示》
(1)根据材料归纳明朝书院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书院教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