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摘自（宋）耐得翁《都城纪胜》
从宋到元，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很大的变动。
——摘编自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1)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材料一、二所反映的现象及其之间的联系。(2)若要进一步研究材料二中的现象，你还可以从哪些角度入手，结合史实举一例说明。
材料 名帖亦称名刺（类似今之名片），古已有之，在明朝士大夫的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受宠用事，“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以致“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郎瑛（1487—1566年）在其著述中写道：“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明朝前期，名帖多自署“门生”等，“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交际活动日益活跃，“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的风气日盛，衍生出“晚生”“侍生”，甚至出现“渺渺小学生”“通家治下牛马走”“门下沐恩小的”等自称，原本亲戚间使用的“眷”字亦开始滥用。
——摘编自（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名帖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名帖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再交还政府（十八授田，六十还田），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租额为四十税一（汉代为三十税一）。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中、丁（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将贵族也纳入征税范围。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1)根据史料一，分析租庸调制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两税法与租庸调制相比有何新变化，并分析两税法的历史作用。
材料 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对上述材料中的某一视角或整体予以论述。 (要求：视角鲜明，史论结合，条理清晰。)材料一 元光元年，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后，郡国每岁荐举孝廉，由朝廷加以考核，任命为官，成为定制。
——据阎步克《汉选官制变迁史稿》
材料二 到了东汉末年，地方门阀士族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滋生了种种腐败现象，即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曹操在北方稳定统治后，急需人才。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建议后，开创了九品中正制，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
——摘编自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研究》
材料二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实行的选官制度。(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曹魏选官制度变化的原因。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