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贞观、永徽年间，朝廷考订《五经》，编纂《五经正义》；修改法律，制定《唐律疏议》。前者为统一理论，确立国家主流思想；后者为编纂法典，确立全国统一实施的法律制度。《五经正义》的编纂与颁行，既标志着儒家学说的内部统一、也标志着儒家理论重回正统官学、主流思想的地位。《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完成了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法律规范的改造。作为成熟形态的唐代法律，对东亚、东南亚各国立法产生重要影响。

——摘编自朱勇《中华法系的形成与特征》

材料二   民国初年，由宋教仁、徐血儿、邵力子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是宣传以法治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其刊载的主张以法治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以及讨论宪法问题的各种文章连篇累牍。对于有关法政（法律）学校的情况及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立法活动的报道尤为详尽。革命党人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当时也普遍怀有以法治国的愿望，积极鼓吹以法治国者亦不乏其人。各界人士呼吁建立法治国家及研究讨论宪法及法律问题的文章，见诸多种报刊。

——改编自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

材料一

材料二   ……（宋）从原来的诗和文，扩大到词、曲、小说，包括后来的南戏等，都是和市井有密切关系的。‥‥‥从过去的士族文人，扩大到了庶族文人，就是平民身份的文人，进而扩大到了市井文人。比如出现在明代的《三国演义》，实际诗由《三国志》演化而来，宋代许多人在市井说书，“说三分”，三国故事不断演化，后来就形成了《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文学不仅服务于上层，服务于士人，也服务于当时的市民和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摘自邓小南《中国通史大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