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在南方个别地方，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的景象。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最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然而，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的记述，与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个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能容许它聚集的财富已经到达最高程度。
——摘编自[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首次出版于1776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亚当·斯密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存在什么现象？并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有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软、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嬗变背景下，湖南教有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教育行政体制、学制、办学形式、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湖南教有改革尤为突出的是私立学校与军事教育。时人感叹曰：湖南“私校之盛，殆为国中所仅见”。民国初期湖南私立学校的兴盛，除了应归功于有一批志向高远、献身教育、“磨血兴学”的办学中坚，有一批经过挑选而组成的敬业的教师队伍，有一些政府官员对兴学的重视，以及湖湘文化长期熏染和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重教民风外，恐怕首先是因为有一个教育改革的大气候，促使私学得以发展兴盛。湖南地理位置特殊，在进入民国以来，战事连年不息。出于加强军事力量的考虑，民国初期湖南教有改革相当重视军事教育。1917年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王劲修、周希洪、龙辑五、唐生明等。诚然，湖南学制改革亦有其明显不足之处，如没有一个“一揽子计划”，缺乏改革运动的完整性、以升学为目标推行“单行主义”、忽视女子高等教育及幼儿教育等。但毕竟奠定了教育行政基础，加快了各类教育发展，优化了教育教学质量，浓酽了重教兴学风气。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改革。
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共性与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国形象”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流行语的背景及“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褪色的原因。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以武力夺来的广袤土地上普遍建立郡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然而，郡县制对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异姓的地方官吏多数是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他们往往在王朝危难之时为自己着想，不全力去拱卫统治者濒危的社稷。“汉祖龙兴，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矫前世之弊矣。”西汉各侯国的权力较大，但经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努力，诸侯国势力大为削弱。
——摘编自万昌华《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材料二 中央集权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基本稳定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其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区域差异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
——摘编自曹锦清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材料三 元朝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出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王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力过重的弊端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孟广耀《蒙古民族通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到汉初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并分别说明两个时期实行不同制度的原因，简析秦朝确立的地方行政制度有何意义。
(2)根据材料三，概括元代行省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行省制度形成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图1：汉代丝绸之路
图2：南宋丝绸之路
图3：明初丝绸之路
(1)指出图1丝绸之路形成的背景。
(2)从图1到图2，“丝绸之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概括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
(3)图3中“海上丝绸之路”盛极一时，但很快归于沉寂，直到隆庆开关，才又进入新的发展期。请简要分析其从盛极一时到归于沉寂的原因。
材料一 西周统治者与社会保持相对平衡状态，权力的施行不但受限于道德，依据血缘关系来参政的传统也对王室权威有实际限制，国君只是“平等者中的首席”。很多人以为“中国”是指“中央帝国（MiddleKingdom）”,但这个词最初是指“中原的诸国”。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国际体系”包括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解体、频繁战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均势的形成、中央官僚制度的发展等。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的压力迫使统治者征用物资，因而不得不与国内资源持有者进行“谈判”,这些“谈判”带来各种权利。如果我们照此理解，那么春秋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也曾为了鼓动民众参战和为国牺牲而做出三个重大的让步：一是言论自由，二是允许通过上诉来修正司法不公，三是给予在土地授予和福利方面的经济权利。不过，秦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国际体系，此后，秦始皇不再需要争取人心，遂以暴政取代“公民权”。
——摘编自许田波《战争、国家形成及公民权》
材料二 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的“共容利益”,目的是保证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外贸的利润诱惑而加入各种股份公司，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也是如此，因为贵族往往更敢于冒险，投资也更大胆。1603年的伦敦，正值伊丽莎白统治的晚年，大小事务都受约200名大商人的控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明显增加，新兴阶级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政府及议会。大城市的市政权往往把持在大商人手中：伊丽莎白时代的46届伦敦市长全部是12个同业公会或贸易公司的头面人物。在亨利八世后期的议会立法中，涉及社会经济内容的议案占总数的75%。因为战争而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王室与商人之间彼此依赖：握有灵活动产的商业家族比起旧土地贵族更能缓解君主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对商人集团予以特许权的“回报”。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并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需要国家作为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新兴利益集团与统治者之间的默契，使得奥尔森定义的“共容利益”不断扩大，正是二者之间的利益融合催发了西欧的制度变迁。
——摘编自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周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群体能拥有一定权利的历史背景。
(2)结合材料二与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欧社会形成“共容利益”的原因，并指出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谈谈中外历史上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间的博弈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汉武帝北伐匈奴后，收复河套地区，筑朔方城，置朔方、五原郡；开河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郡；修长城、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边防体系，这些管辖机构及边防体系的设置，既有利于抗击匈奴，也有利于加强对新拓地的治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汉设属国都尉保卫其安全，协调其与周围居民的关系。属国吸收了不少匈奴原来的官员到各机构担任武官职务，并保留其原有封号。汉武帝从大一统大局出发，以和亲、谈判、派使者出访、置属国等有效灵活的措施，使“拓边”和“固疆”有地的结合在一起；汉武帝时的官方移民，不仅有移向边地的汉族，也有移入汉地的少数民族，各民族共同生产，共同生活。
——摘编自尼安木、王玉功《论汉武帝的疆域政策》
材料二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共动用了100多万的兵力，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彻底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的不利局势，基本上确定了汉对匈奴的绝对优势。在打击匈奴的过程中，为寻找可以联合的力量，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寻找大月氏。在这一过程中，汉朝第一次得知了有关西域的情况。带着联合乌孙对抗匈奴的使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汉武帝不仅将农业生产方式推广到当时可以认知的世界之极限，而且募集、迁徙一些受灾的贫民去开发这些新土地，大批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民暂时获得了生计，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举动历来饱受非议，历代儒士普遍认为对外战争使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以至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摘编自徐彦峰《自然灾害背景下汉武帝开疆拓土再审视》
(1)根据材料一，列举汉武帝疆域政策的内容。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对汉王朝与匈奴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 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 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请回答: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宋、明改变前朝地方制度的相同原因。分别采取了什么对策，效果如何?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明后来调整地方行政制度的相同原因,并请说明宋、明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特点。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关注“封建”与“郡县”之间的区别……足见由“封建”转向“郡县”，确实是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历史大关节”。以“封建”与“郡县”为历史性标志的两种政治体制，其间的重大区别，今人据以判断的视域自然要比古人宽阔得多。
——选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秦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因为之前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故地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强化管理。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周分封制的创新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分封制实施产生的政治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说明“郡县”和“封建”之间的“重大区别”。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概括郡县制在当时所具有的制度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