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材料   汉武帝《轮台诏》：“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摘编自《汉书》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摘编自《资治通鉴》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天理教攻打皇宫被镇压后，嘉庆帝下《罪己诏》通告全国：“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摘编自《清仁宗实录》

1901年，光绪帝发布“自责之诏”：“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摘编自《清季外交史料》

材料一   表：明代财政收入

——摘《明实录》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   吾以力作反全经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采帛之居，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色、铸钱以还有无，绮者不息，货无匮强，二也。不赢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在南方个别地方，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的景象。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最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然而，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的记述，与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个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能容许它聚集的财富已经到达最高程度。

——摘编自[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首次出版于1776年）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一：14世纪末明代开国者对贸易、职业活动、地理迁移强加的严格限制，大大减缓了中国境内贸易的发展。但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帝国开始了比前次转型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首次出现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售出……跨区城的贸易也开始包括了主食作物，与其他单位价格较低的项目，如棉花、谷物、豆类、植物油等。

-—罗威廉《大清：最后的中华帝国》

材料二：明末清初社会的剧烈动荡，促进了思想界的活跃。思想家黄宗羲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称专制帝王为“天下之大害”。他还反对重农抑商观念，提出“工商皆本”。顾炎武、王夫之也对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如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