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一 发辫拖在人们身后，如绳索，如锁链，束缚身躯，桎梏自由，竟长达二百六十余年。从太平天国发出“人皆蓄发”的号召，再到清末“剪辫”风潮乍起，人们的斗争从未停止。直到辛亥革命军起，辫子才陆续革掉。“发辫之所由来，由于满洲之入中原”，“发辫之消除，亦与满洲而俱尽”。
——摘编自严昌洪《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
材料二 1922年10月，当时不少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纷纷倒闭。荣家企业基本上采取原有手工作坊的管理方式，企业在成本、产量、质量等方面都远赶不上外资纱厂。荣氏兄弟决心“力劝各厂整理革新”。他们任用一部分受过高等、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懂得管理的新人，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根据科学管理的需要新建一批诸如“保全部”“考工部”“试验室”等新的管理部门。至于原来的工头，则调离岗位，逐步减少其权力，给予津贴自然淘汰。
——摘编自吴雪萱《荣家企业管理的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发辫拖在人们身后”的时代背景，说明清末剪发辫逐渐成为风潮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20年代荣氏兄弟改革企业管理的举措，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些举措推出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汉武帝北伐匈奴后，收复河套地区，筑朔方城，置朔方、五原郡；开河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郡；修长城、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边防体系，这些管辖机构及边防体系的设置，既有利于抗击匈奴，也有利于加强对新拓地的治理。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汉设属国都尉保卫其安全，协调其与周围居民的关系。属国吸收了不少匈奴原来的官员到各机构担任武官职务，并保留其原有封号。汉武帝从大一统大局出发，以和亲、谈判、派使者出访、置属国等有效灵活的措施，使“拓边”和“固疆”有地的结合在一起；汉武帝时的官方移民，不仅有移向边地的汉族，也有移入汉地的少数民族，各民族共同生产，共同生活。
——摘编自尼安木、王玉功《论汉武帝的疆域政策》
材料二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共动用了100多万的兵力，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彻底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的不利局势，基本上确定了汉对匈奴的绝对优势。在打击匈奴的过程中，为寻找可以联合的力量，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寻找大月氏。在这一过程中，汉朝第一次得知了有关西域的情况。带着联合乌孙对抗匈奴的使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汉武帝不仅将农业生产方式推广到当时可以认知的世界之极限，而且募集、迁徙一些受灾的贫民去开发这些新土地，大批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的农民暂时获得了生计，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举动历来饱受非议，历代儒士普遍认为对外战争使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以至于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摘编自徐彦峰《自然灾害背景下汉武帝开疆拓土再审视》
(1)根据材料一，列举汉武帝疆域政策的内容。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对汉王朝与匈奴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代在西域实行屯田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要原因，并说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在地方管理方面，（北宋）初设诸路转运使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为“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主管军事、治安，合称“四监司”。他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一地。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北宋加强地方治理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明代实行督抚制的原因。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海运和造船业的发达，中外海上交通有了重大发展。从广州出发，沿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巴格达的海上中西航线已初步形成。这条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有力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时期中国与外国的水陆交通、商贸、文化交流都超越了前代，并为以后隋唐时期中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詹子庆《中国古代历史上册》
材料二 宋代是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较之前代，宋代港口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当时的贸易范围已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不但进出口的商品种类增加，而且贸易额也有所扩大，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价值高达数十万贯。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江海求利，以资国用”。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三 明朝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禁止商船出海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一度中断。郑和下西洋以后，海禁屡开屡禁。总的来看，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不过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形成一些新的航路，如通过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航线便是这个时期由西班牙开辟的。
——摘编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海外贸易空前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对外方面，明清政府的政策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百家争鸣”这个词很适合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思想主张的多元性以及彼此之间的不同、分歧和冲突。如儒、道对立早就为大家所熟知，司马迁“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针对这两个学派而概括的；墨家从一开始就是儒家的对立物，其十大主张每一个几乎都是直接针对着儒家的，而孟子和荀子也都把墨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论敌；至于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对于各家都有尖锐的批评，其极致处，则要君主完全 以法为教，扫除异己。……但在彼此的冲突和批评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种分化趋势和统一趋势并存的局面在战国后期表现得越加明显。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二：西汉武帝时，如何强化社会的管理成为统治者急需，董仲舒在战国后期儒学的基础上综合了法、道、阴阳等各派思想，建设了功利化的新儒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在五代乱世背景下建立的宋王朝，面临着巩固政权与和谐社会的双重任务，而此时的儒学可以治国却难以治人，佛道可以治人心却缺乏规范人伦道德思想，由此理学应运而生，明清之际黄宗羲等试图从先秦儒家中寻找智慧改造儒学，正是儒学经历危机的反映。
——摘编自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
材料三:早于西方，明末清初的中国也有一场思想“启蒙”，这场启蒙的领军人物是黄宗羲。在黄宗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与西方启蒙殊途同归的有关“公意”与“议政”“权利”与“权力”的阐释。 由于种种原因，启蒙思想在中国止于“思想”未能形成“运动”，普及到社会，但从黄宗羲的论证中，从梁启超的评价中可以体味到其发源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意识、权力制约、地方自治、民主议政等一些具有近代宪政气息的思想因素。
——摘编自马小红《近代中国宪政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所呈现的显著特征。结合所学知识，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阐述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中国思想启蒙的特点。
材料一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科谓科目，举谓举士，科举即通过科目考试而取士。这是我国最重要的取士制度。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度，由州郡岁贡士人，隋炀帝始设进士等科考试取士。入唐，发展为进士、明经、俊士、明法、明算、明学等，据说有五十多科，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明经两科。隋唐推行科举制，士人经由考试而入仕，这就结束了魏晋以来凭家世高低取士任官的制度，为庶族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的入仕道路。
——摘编自张祥浩《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唐代的乡贡，完全不同于察举制下的推荐，地方官不再掌握推荐的权力，只是按照中央规定的具体选官标准进行资格审查和预选。从科举制建立之初起，就着力打破贵族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官位的垄断，为庶族地主以至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在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前，教育制度主要是为培养官吏服务，学而优则仕，隋唐时的科举，凡没有生徒资格者，必须先经过州县考试，宋代以后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具有官办学校的生员身份。这样，学校教育成为法定的选官前提，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摘编自刘文瑞、杨柯《试论科举制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科举制度创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科举制的历史作用。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在当今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从科举制度的演变中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
材料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监察机构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管，御史台并不是专门的监察机构，仅为分权而设置。汉朝继承并完善了秦朝的监察制度。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进一步完善，除中央外，地方监察制度进一步改革，实行刺史出巡制，将地方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工作方式由常驻式改为流动式，由此制定了被称为百代不易之良法的《刺史六条》。此外，汉朝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个专门性的监察法规，即《监御史九条》。东汉时期首次出现了“专任弹劾”的专职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从此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初步形成。
——摘编自杨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变迁、特征及启示》
材料二：权力的集中利于行政命令的发布与实施，但也可帮助官员与监察机构间构建信息壁垒。尤其在信息通讯技术欠发达的封建国家，实权官员极易利用权力优势要求治下官员瞒报税收、虚报灾情、抵抗监察。人治背景下，监察权来源于皇权，监察制度的良好运行寄希望于皇帝的贤明，使其极难成为具有公定力、稳定性的法治制度。本意为“为朕耳目”的地方提刑按察使有权监督、弹劾监察御史，但是在明朝历史上几乎没有提刑按察使弹劾监察御史的案例。明嘉靖年间世宗皇帝迷恋炼道修玄，政事懈怠。到明中叶，随着监察官员威权日重，各种恶习也暴露出来，如攀结权贵、贪赃枉法……凌辱地方官吏，干扰地方行政。
——摘编自漆晨航《明代监察制度衰败成因分析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分析明朝中后期监察制度走向衰败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简要评价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材料一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 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 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请回答: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宋、明改变前朝地方制度的相同原因。分别采取了什么对策，效果如何?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明后来调整地方行政制度的相同原因,并请说明宋、明地方行政制度演变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