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产生的原因。(2)利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另举一例，论证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外国人来华的原因，并概括唐代对外国人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政府加强对赴华内地游历外国人的管理的背景并进行评价。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在南方个别地方，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的景象。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权则恰恰相反，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对世界形势懵然不知，当葡萄牙人进入澳门时，他们仍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感到这是处于重大转折中的西方殖民力量伸入东方繁荣第一个触角。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未能充分发展，也就不能通过海外贸易而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清经济无法向近代转型的原因。
材料 汉武帝《轮台诏》：“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摘编自《汉书》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摘编自《资治通鉴》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天理教攻打皇宫被镇压后，嘉庆帝下《罪己诏》通告全国：“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摘编自《清仁宗实录》
1901年，光绪帝发布“自责之诏”：“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摘编自《清季外交史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汉武帝与唐太宗“罪己诏”发布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汉至清“罪己诏”内容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即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引自（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赞》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汉初“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在治国思想、政策方面的表现，并概括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上采取的措施及重要影响。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明代中期，在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大约从嘉庆朝开始，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兴城市大量出现，手工业、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新的市民阶层逐步扩大；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益受到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思想的挑战；随着民间的书院，讲会以及出版业的发展，文化前所未有地向世俗化的方向普及：中西文化也开始发生交流与碰撞。如此一系列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在这一时期涌现。早期启蒙思潮是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中后期思想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明朝中期“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并对“阳明心学”进行简要的评价。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他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服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汉族服饰吸收了胡服的很多形式，大范围地流行。裤褶（xi）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一种服装形式。汉末，裤褶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成为文武通用、男女皆穿的日常服用。
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汉族的服制礼仪。凡帝、后及公卿百官朝、祭等礼仪之服，一般都沿袭秦汉旧制。
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都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董晔《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服风尚”》
材料三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1)依据材料一，概括“仁”的思想内涵，分析孔子提出“仁”的背景。(2)依据材料二，概括南北朝服饰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该特点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有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软、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嬗变背景下，湖南教有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教育行政体制、学制、办学形式、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湖南教有改革尤为突出的是私立学校与军事教育。时人感叹曰：湖南“私校之盛，殆为国中所仅见”。民国初期湖南私立学校的兴盛，除了应归功于有一批志向高远、献身教育、“磨血兴学”的办学中坚，有一批经过挑选而组成的敬业的教师队伍，有一些政府官员对兴学的重视，以及湖湘文化长期熏染和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的重教民风外，恐怕首先是因为有一个教育改革的大气候，促使私学得以发展兴盛。湖南地理位置特殊，在进入民国以来，战事连年不息。出于加强军事力量的考虑，民国初期湖南教有改革相当重视军事教育。1917年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创办了湖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王劲修、周希洪、龙辑五、唐生明等。诚然，湖南学制改革亦有其明显不足之处，如没有一个“一揽子计划”，缺乏改革运动的完整性、以升学为目标推行“单行主义”、忽视女子高等教育及幼儿教育等。但毕竟奠定了教育行政基础，加快了各类教育发展，优化了教育教学质量，浓酽了重教兴学风气。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改革。
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提出的“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有哪些，分析其思想遭到冷落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儒家思想存在的缺陷。概括朱熹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3)依据材料三说明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怎样的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实现大一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大一统”这个课题。《禹贡》、《周礼》等主张中国、四夷“四海会同”，统一由“王”来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
——《礼记》
认识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用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治理各族人民要尊重他们的民族特点，不要随便地改变他们的习俗。
——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中国史》
材料二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汉武帝主导的文化建设迅速推及全国各地，并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西汉初年各地都存在形态各异且独立发展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直接继承自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化。到了武帝时期，各地文化开始趋同，渐形成一个整体，而六国文化基本消失，真正意义的汉文化出现了。
——马孟龙《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无论是陈独秀、鲁迅、吴虞，都还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人文主义、个性主义为武器；用进化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来作为理论基点；而且又多表现出强烈的“全盘否定”文化传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因而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敢于砸碎精神枷锁的气魄是伟大的。
——林岷编著《中国文化史概述》
(1)依据材料，概括战国时期“大一统”观念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观念产生的历史影响。
(2)依据材料和所学分析汉武帝时期出现“真正意义的汉文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文化心态的成因。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