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人会馆首建于明，至清而盛。明中叶以后这种由商人所建的会馆之所以出现，是经济因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行社会整合的产物。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全国出现了几个比较稳定而富有特色的经济生产区域，突破传统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千里不贩樵，百里不贩米”的经济格局。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贱商的传统有所改变，士大夫阶层对商人及其职业的鄙视、敌对转而采取认同的态度，清康熙帝曾说过“通财贸之血脉者，惟有商贸。”这一转变是各地商人会馆兴起的政治舆论基础。明清以来纵横捭阖的十大商帮，以全国为战场进行商业战争，本地商帮与客帮之间矛盾频出。一些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的隔阂还不时造成纠纷和冲突，本地商人依仗其地域和人际、文化优势，常常欺侮、排挤外来客商。而这种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又反而促进了他们的相互认知和认同。于是乡土观念浓厚的中国明清商人同籍人士各出其力，通过在客地修建富有故乡文化特色的恢宏壮丽的会馆，向人们展示本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达到以群体力量共谋发展的目的。
——摘编自李晓琴、石涛《对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动因探析》
材料二 近代上海的同乡会诞生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民国时期，同乡会获得了较大发展，数量远远超过了会馆的规模。清末民初，随着新政的展开以及“社团主义”等新式社会概念的引入，很多社会中间组织都经受了早期现代化的更新与再造。较之会馆而言，同乡会内部管理民主化特征明显。同乡会一般都设有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察理事会。另一方面，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也是一个重大变化。比如，宁波同乡会按照会务的多寡设立了各种分工明确的专职机构。除此之外，同乡会更加注重外来人口的现实生活，还将其业务范围扩展到推行教育、提倡实业、介绍职业、调处争执、慈善救济、公共卫生等“救生”事项。
——摘编自邱国盛《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管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商人会馆得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会馆相比，近代同乡会的变化，并分析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说明会馆和近代同乡会设立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四度落第，绝意科场，至70岁去世均无功名。明亡后，因参与反清斗争与家族财产争端，数次流亡，甚至遭逢牢狱之灾，晚年变卖家产北上游历，才逐渐著书立说。他披阅各种地方志书多达一千余部，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 《肇域志》 为其主要地志著作。顾炎武认为政治的腐败和独裁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倡导广泛的民主参与……他还创办了一些书院和学堂，推广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顾炎武作为清朝初期的一位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周可真《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材料二 明清之际，存在多位声名卓著的理学大儒，如身在江南的刘宗周、黄道周等。相较之下，顾炎武由于终身心向明朝，不与清廷进行任何合作，学术声望颇有不如。然而有清一代，顾炎武地位逐步抬升，晚清曾国藩评价“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亵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嘉庆时期，名臣阮元已把顾炎武评价为“国朝第一大儒”,光绪三十四年从祀孔庙，得到古代儒生的最高礼遇。
——摘编自王汛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顾炎武的的学术成就，并分析其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顾炎武地位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 陆楫（1515—1552），明代经济思想家，文学家。字思豫，号小山，南直隶松江府（今上海）人。陆楫经济思想主要是对奢俭问题的看法。与传统的“黜奢崇俭”论不同，反对禁奢，指出：“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认为节俭仅对个人和家庭有利，从社会考虑则有害。“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认为富人奢侈可以增加穷人的谋生手段，因“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能“均天下而富之”。将奢侈看作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原因，认为苏杭和上海等地所以繁荣发达，“其大要即在俗奢”，“特以俗甚奢”。其言论一定程度上是明中叶后苏南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思想反映。
——摘编自刘志丹《明朝中后期崇奢思想探析——以陆楫、郭子章为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陆楫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分析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单评价陆楫这一思想。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在南方个别地方，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的景象。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权则恰恰相反，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对世界形势懵然不知，当葡萄牙人进入澳门时，他们仍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感到这是处于重大转折中的西方殖民力量伸入东方繁荣第一个触角。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未能充分发展，也就不能通过海外贸易而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变化。(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清经济无法向近代转型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贽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明清思想家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最终在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黯然失色。
——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二 18世纪法国，冶炼和采矿业开始使用机器，纺织业由于使用珍妮纺纱机而迅速发展；北部出现资本主义农场，农业国的面貌发生改变；在政治上，这一时期的法国“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部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架构”。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第三等级的共同要求是彻底铲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时期，法国先后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所阐述的政治思想更为成熟、系统、彻底。
——摘编自张朝阳《法国何以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材料三 合众国宪法既立，而联邦制形式，亦益巩固，各州之间，非若当时之为共同行动而已，直结合为一、如婚约之不可破。……。其联合之宗旨则曰维持公道，谓通国之民，皆当受正直平等之待遇也。平治内政，谓四境之内，当雍和静谧也。以相当之武力，立国于世界。永保共和，谓合国民之意志，拥护法律，确保自由为世世子孙之福利也。泱泱大国，以是而生存，亦以是而结合焉。
——摘编自胡晓进《商务印书馆与美国宪法在中国大陆之翻译及传播》
材料四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耗费近十年心血的著作《国富论》，并明确以“重商主义”总结先前欧洲列国的经济政策，并强烈主张自由主义贸易……与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贸易不同，自由贸易认为应当逐渐开放殖民地对外贸易，最终实现贸易自由，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决定一切。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如果说，瓦特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亚当·斯密则是靠《国富论》为工业革命的全球贸易缔造了一个新的秩序。在过去，所有的大国都是靠贸易保护，用武力保持贸易垄断来取得财富，而亚当·斯密认为：平等竞争的自由贸易才能使利益最大化。
——摘编自吴必康《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思想家的基本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法国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中心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启蒙运动对法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美国制定1787年宪法的宗旨。并结合所学指出美国1787年宪法的不足之处。
(4)根据材料四、概括18世纪中后期“自由贸易”逐渐取代“重商主义”的主要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生产组织与管理方式角度分析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产生的原因。(2)利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另举一例，论证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山西祁县人，身处晚清乱世自强不息，避险趋利，在中国各地有粮店、当铺、钱庄、票号等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成为清末晋商代表。乔致庸以一信、二义、三利为经商理念，制定严格的号规制度，知人善任。他制定严格的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他眼光开阔，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他志向远大，初为商人即提出要“货通天下”，看到山西商人纷纷发展票号进入金融业，他立即意识到有广阔前景，马上创办“大德兴”票号，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
——改编自武世刚《乔致庸和乔氏家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乔致庸商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乔致庸商业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 内容 | 出处 |
|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墨、劓、髌、宫、大辟都是残害肢体的肉刑） | 《汉书·刑法志》 |
| 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kūnchī剃去须发，鞭打身体）代之。 | 《文献通考》 |
——改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恢复隋唐“三法司”制度，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主管司法事务，但三者的分工已经发生变化，改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命天下诸司刑狱，皆属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寺审复，然后决之”。以后，刑部成为主要的司法机关，大理寺则是复核机关。由于刑部总管司法而事重，所以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刑部按省区划分增设12属部，后定为13清吏司，分管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刑名案件。清代增刑部下属为17清吏司，并规定外省刑案一律由刑部复核，非特旨允许，大理寺和都察院不必过问，三法司会审也要由刑部主稿。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初刑罚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中央司法行政制度加重刑部事权的原因。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