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一个旅行者在小镇过夜的概率是在大都市过夜的概率的5倍。在贵族尽可能地使名下地产增值，君主也想要推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市镇茁壮成长起来。1580年之后的一百年内，瑞典瓦萨王朝颁布了30张新的市镇特许状，以鼓励对新土地的拓殖。与此同时，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在爱尔兰也在兴建特许市镇——以引领英国的殖民事业。不是每个小镇都可以存活下来，苏格兰和挪威的自治市和特许市镇有四分之三变成了“鬼城”。
——马克·格里格拉斯等著《企鹅欧洲史1517－1949》
材料二 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在江南市镇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主要来自江南的市镇。江南市镇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的发展。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1)根据材料一，分析16世纪欧洲市镇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特点，并指出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繁荣的市镇经济为什么推动不了社会的转型。
材料 汉武帝《轮台诏》：“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摘编自《汉书》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摘编自《资治通鉴》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天理教攻打皇宫被镇压后，嘉庆帝下《罪己诏》通告全国：“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摘编自《清仁宗实录》
1901年，光绪帝发布“自责之诏”：“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摘编自《清季外交史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汉武帝与唐太宗“罪己诏”发布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汉至清“罪己诏”内容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的 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机械钟表从晚明到近代不断涌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产民用表在初创时期的设计特点，并简析国家大力发展民用表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租庸调制推行的基础，并分析租庸调制“废坏”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两税法实施的的背景，并说明其引发的赋税变化。
材料一
宋代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划时代的变化，与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相一致，宋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俗文化的兴起。代表市民阶层文化的市民文艺，如以歌舞伎艺、表演伎艺、说唱伎艺为主要门类的百戏伎艺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俗词、话本、戏曲、杂剧等通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雅文学。宋代描写市民情感的白话小说，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叙述，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通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社会各阶层都卷入了俗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中，从宫廷中的御用文人到一般文人士大夫，以至民间下层，纷纷涉足俗文学领域，借助俗文学的这种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感。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
材料二
宋代俗文化的发展繁荣，首先与宋代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的变革，社会流动的加强，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促进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相互交融。北宋的社会比较稳定，在工商业大发展的背景下，都市逐渐变得繁荣昌盛．市民阶层扩大，与之相适应的一些勾栏瓦舍也开始出现，出现了大量的可供市民娱乐休闲的场所。
——摘编自赵彩彩《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与原因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俗文化兴起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俗文化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达到了相互维系、相互牵制的功能，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二 宋仁宗时期，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成为现实，读书真能改变命运。
——老任《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三单元解析（二）》
仁宗朝，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或昔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
【南宋】袁采《袁氏世范》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宋朝的社会变化，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孔子将“仁”看做道德的最高准则，他希塑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期望恢复西周的礼乐政治。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确切的讲应该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涉及天文、历法、物理等应用科学技术。张骞通西域、《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等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精通天文历法、炮术等知识，而这又是崇祯、康熙等皇帝所赏识并需要的。与此同时，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不仅推动西学的广泛传播，而且翻译了大量的西学典籍。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西学东渐还不足以唤醒沉睡的中国，但它代表中西两种文化已开始了碰撞。
——摘编自徐先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成因浅析》
(1)依据材料一概括“仁”的思想内涵，分析孔子提出“仁”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三纲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二 清初思想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发扬光大了晩明的进步思想，比如王夫之强调天理与人情的协调统一；唐甄继续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意在提醒士人对国计民生的注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成果。这股实学思潮直接引发了清代中叶的科学学术，并且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科学精神。
——摘编自曾文柱、赵世瑜《中国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宋代“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的原因，并说明理学的社会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的“实学思潮”出现的背景。
| A．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背景 | B．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的背景 |
| C．王安石主持全面变法的背景 | D．南宋政权偏安于江南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