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外国人来华的原因，并概括唐代对外国人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政府加强对赴华内地游历外国人的管理的背景并进行评价。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健全和巩固新建的政权。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改进。秦代建立的赋税徭役并行制，是以田租、口赋和其他杂税为三大支柱，并辅以徭役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
——摘编自易述程《古代税赋——历代赋税与劳役制度》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农民的大量逃亡，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乏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
——摘编自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
材料三 康熙后期，清政府将百姓赋税中以人丁为单位征收的“丁银”数额固定下来，号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将其分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
——【清】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朝赋役制度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王朝“重大调整”的具体举措有哪些，并分析其做出“重大调整”的原因。
(3)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三中“摊丁入亩”所反映出的古代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明清手工业发展的史实说明这一趋势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提出的“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有哪些，分析其思想遭到冷落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儒家思想存在的缺陷。概括朱熹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3)依据材料三说明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怎样的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一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实现大一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大一统”这个课题。《禹贡》、《周礼》等主张中国、四夷“四海会同”，统一由“王”来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
——《礼记》
认识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用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治理各族人民要尊重他们的民族特点，不要随便地改变他们的习俗。
——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中国史》
材料二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汉武帝主导的文化建设迅速推及全国各地，并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西汉初年各地都存在形态各异且独立发展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直接继承自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化。到了武帝时期，各地文化开始趋同，渐形成一个整体，而六国文化基本消失，真正意义的汉文化出现了。
——马孟龙《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无论是陈独秀、鲁迅、吴虞，都还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人文主义、个性主义为武器；用进化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来作为理论基点；而且又多表现出强烈的“全盘否定”文化传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因而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敢于砸碎精神枷锁的气魄是伟大的。
——林岷编著《中国文化史概述》
(1)依据材料，概括战国时期“大一统”观念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观念产生的历史影响。
(2)依据材料和所学分析汉武帝时期出现“真正意义的汉文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文化心态的成因。
材料一 汉代察举制与唐代科举制之比较
| 察举制 | 科举制 | |
| 内容 | 地方长官选拔，送到中央，后汉中叶有考试形式；以地方均衡为原则；重德行（孝），重事功（廉）。 | 个人自由向地方政府报名，送中央考试录取；全凭个人才学自由竞争；重才学，尤重诗文。 |
| 影响 | 人才分布四方，地方政治优良；官与吏之仕途不分，行政经验丰富；经学（自有家法）法学能世家，终形成门阀社会。 | 人才群趋中央，增加对中央之向心力；加重官与吏分为两途之趋势，形成吏员政治；文学靠天才性灵，不能世家，不致形成固定阶级。 |
——摘编自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
材料二 英国是最早形成文官系统的西方国家（文官指事务官，即脱离政治争斗影响，担任实际行政事务的可永久任职的工作人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官吏任用制度仍深受封建恩赐制影响，任用私人和卖官鬻爵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蒸蒸日上的态势与人才奇缺、效率超低的政府工作职能的矛盾不断升级，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853年英国的《麦克莱报告》指出：职员任用须经公司竞争考试，考试及格后再受训二年，期满按成绩分配工作。这一报告影响至深，英国行政部门流行的“通才教育”传统即追溯于此。
——摘编自陈小锦《从英国文官考选制度看清末科举制的衰亡》
材料三 英国借鉴科举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吸取了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取考试的平等竞争原则和择优录用方法，舍弃了科举考试空疏无用的古代经典内容，因而后来能被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仿效。
——摘编自李兵、刘海峰《科举：不只是考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科举制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文官制度建立的背景及其主要特征。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制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四度落第，绝意科场，至70岁去世均无功名。明亡后，因参与反清斗争与家族财产争端，数次流亡，甚至遭逢牢狱之灾，晚年变卖家产北上游历，才逐渐著书立说。他披阅各种地方志书多达一千余部，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 《肇域志》 为其主要地志著作。顾炎武认为政治的腐败和独裁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倡导广泛的民主参与……他还创办了一些书院和学堂，推广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顾炎武作为清朝初期的一位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周可真《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材料二 明清之际，存在多位声名卓著的理学大儒，如身在江南的刘宗周、黄道周等。相较之下，顾炎武由于终身心向明朝，不与清廷进行任何合作，学术声望颇有不如。然而有清一代，顾炎武地位逐步抬升，晚清曾国藩评价“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亵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嘉庆时期，名臣阮元已把顾炎武评价为“国朝第一大儒”,光绪三十四年从祀孔庙，得到古代儒生的最高礼遇。
——摘编自王汛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顾炎武的的学术成就，并分析其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顾炎武地位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山西祁县人，身处晚清乱世自强不息，避险趋利，在中国各地有粮店、当铺、钱庄、票号等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成为清末晋商代表。乔致庸以一信、二义、三利为经商理念，制定严格的号规制度，知人善任。他制定严格的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他眼光开阔，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他志向远大，初为商人即提出要“货通天下”，看到山西商人纷纷发展票号进入金融业，他立即意识到有广阔前景，马上创办“大德兴”票号，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
——改编自武世刚《乔致庸和乔氏家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乔致庸商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乔致庸商业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背景及作用。
材料一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即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引自（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赞》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汉初“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在治国思想、政策方面的表现，并概括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上采取的措施及重要影响。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明代中期，在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大约从嘉庆朝开始，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兴城市大量出现，手工业、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新的市民阶层逐步扩大；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益受到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思想的挑战；随着民间的书院，讲会以及出版业的发展，文化前所未有地向世俗化的方向普及：中西文化也开始发生交流与碰撞。如此一系列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在这一时期涌现。早期启蒙思潮是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中后期思想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明朝中期“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并对“阳明心学”进行简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