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人会馆首建于明，至清而盛。明中叶以后这种由商人所建的会馆之所以出现，是经济因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行社会整合的产物。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全国出现了几个比较稳定而富有特色的经济生产区域，突破传统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千里不贩樵，百里不贩米”的经济格局。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贱商的传统有所改变，士大夫阶层对商人及其职业的鄙视、敌对转而采取认同的态度，清康熙帝曾说过“通财贸之血脉者，惟有商贸。”这一转变是各地商人会馆兴起的政治舆论基础。明清以来纵横捭阖的十大商帮，以全国为战场进行商业战争，本地商帮与客帮之间矛盾频出。一些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的隔阂还不时造成纠纷和冲突，本地商人依仗其地域和人际、文化优势，常常欺侮、排挤外来客商。而这种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又反而促进了他们的相互认知和认同。于是乡土观念浓厚的中国明清商人同籍人士各出其力，通过在客地修建富有故乡文化特色的恢宏壮丽的会馆，向人们展示本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达到以群体力量共谋发展的目的。
——摘编自李晓琴、石涛《对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动因探析》
材料二 近代上海的同乡会诞生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民国时期，同乡会获得了较大发展，数量远远超过了会馆的规模。清末民初，随着新政的展开以及“社团主义”等新式社会概念的引入，很多社会中间组织都经受了早期现代化的更新与再造。较之会馆而言，同乡会内部管理民主化特征明显。同乡会一般都设有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察理事会。另一方面，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也是一个重大变化。比如，宁波同乡会按照会务的多寡设立了各种分工明确的专职机构。除此之外，同乡会更加注重外来人口的现实生活，还将其业务范围扩展到推行教育、提倡实业、介绍职业、调处争执、慈善救济、公共卫生等“救生”事项。
——摘编自邱国盛《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管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商人会馆得以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会馆相比，近代同乡会的变化，并分析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说明会馆和近代同乡会设立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
材料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山西祁县人，身处晚清乱世自强不息，避险趋利，在中国各地有粮店、当铺、钱庄、票号等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成为清末晋商代表。乔致庸以一信、二义、三利为经商理念，制定严格的号规制度，知人善任。他制定严格的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他眼光开阔，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他志向远大，初为商人即提出要“货通天下”，看到山西商人纷纷发展票号进入金融业，他立即意识到有广阔前景，马上创办“大德兴”票号，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
——改编自武世刚《乔致庸和乔氏家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乔致庸商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乔致庸商业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 内容 | 出处 |
|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墨、劓、髌、宫、大辟都是残害肢体的肉刑） | 《汉书·刑法志》 |
| 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kūnchī剃去须发，鞭打身体）代之。 | 《文献通考》 |
——改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恢复隋唐“三法司”制度，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主管司法事务，但三者的分工已经发生变化，改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命天下诸司刑狱，皆属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寺审复，然后决之”。以后，刑部成为主要的司法机关，大理寺则是复核机关。由于刑部总管司法而事重，所以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刑部按省区划分增设12属部，后定为13清吏司，分管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刑名案件。清代增刑部下属为17清吏司，并规定外省刑案一律由刑部复核，非特旨允许，大理寺和都察院不必过问，三法司会审也要由刑部主稿。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初刑罚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中央司法行政制度加重刑部事权的原因。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徽州地区书院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书院教育相比，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施的背景。
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产生的原因。(2)利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另举一例，论证社会思潮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 汉武帝《轮台诏》：“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摘编自《汉书》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摘编自《资治通鉴》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天理教攻打皇宫被镇压后，嘉庆帝下《罪己诏》通告全国：“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摘编自《清仁宗实录》
1901年，光绪帝发布“自责之诏”：“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摘编自《清季外交史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汉武帝与唐太宗“罪己诏”发布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汉至清“罪己诏”内容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一 表：明代财政收入
| 年份 | 米麦（万石） | 布（万匹） | 绢（万匹） | 宝钞（万锭） | 银（万两） |
| 1430 | 3979 | 20.5 | 94.1 | 7388.9 | 32.9 |
| 1552 | 2659 | 13.3 | 32.0 | 2414.4 | 243.3 |
| 1621 | 2780 | 12.9 | 20.6 | 8.1 | 755.2 |
——摘《明实录》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 吾以力作反全经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采帛之居，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色、铸钱以还有无，绮者不息，货无匮强，二也。不赢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朝海外贸易“一度活跃”的原因，说明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背景。(2)综合上述材料，简述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影响。
材料一 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就遵循着“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唐代外国人的来华与留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唐朝贺、奏事、进贡等使臣；入质或入充侍卫的外国蕃王子弟、酋长；慕中华之风而归附或流寓中土者；来唐传教的僧侣；来唐贸易的商胡。外国使臣由鸿胪寺接待，来唐传教士由礼部和鸿胪寺管理，市舶司和互市监负责管理来华外商。唐朝对寓居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不排斥，不歧视，他们几乎享有同唐人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待遇，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参加科举、做官为将、殖产、娶妻妾，政府也保证外商的经济权益不受侵犯。
——摘编自田廷柱《唐代外国人来华与留居述略》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中外条约关系的发展及列强在华条约特权的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游历、传教、经商等活动。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及外国在华条约特权的扩大，各国商民旅居中国各口岸者其数日增。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各国商民共计9755人，及至1902年，各国旅华人数已达19119人。为了规避和减少因游历而产生的纠纷和交涉，清政府要求入境游历者“必须请领护照为之限制”“无照者不准前往也，发照之权，专属之领事官，签照之权，专属之地方官”。无护照之外国人不得到中国内地游历。1880年，在中德《续修条约》中，中国政府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取得了对无照洋人的经济制裁权，这对那些无照擅闯中国内地的洋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依据相关约章和国际法对外交涉。其实施效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促使近代中国以愈益主动、开放的姿态向国际社会靠拢。
——摘编自付超《晚清对赴华内地游历外人的管理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外国人来华的原因，并概括唐代对外国人管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政府加强对赴华内地游历外国人的管理的背景并进行评价。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