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健全和巩固新建的政权。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改进。秦代建立的赋税徭役并行制，是以田租、口赋和其他杂税为三大支柱，并辅以徭役制度等，……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
——摘编自易述程《古代税赋——历代赋税与劳役制度》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农民的大量逃亡，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乏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
——摘编自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
材料三 康熙后期，清政府将百姓赋税中以人丁为单位征收的“丁银”数额固定下来，号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将其分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
——【清】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朝赋役制度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王朝“重大调整”的具体举措有哪些，并分析其做出“重大调整”的原因。
(3)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三中“摊丁入亩”所反映出的古代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明清手工业发展的史实说明这一趋势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明朝万历年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此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西方开始迅猛发展，而中国尚处于蒙昧状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西方的天文、历法、地理和数学等科学知识，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传教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西学传入对中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的 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机械钟表从晚明到近代不断涌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国产民用表在初创时期的设计特点，并简析国家大力发展民用表的时代价值。
材料—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魏晋时期汉人从中原地区迁居至此，与原有民族融合。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二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618年，主要是由于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德意志诸侯之间矛盾冲突，并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以一种相对平等和公正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各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宗教宽容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分析说明泉州地区各种宗教得以长期共存和谐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欧洲宗教战争爆发的背景，并分析宗教宽容原则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场司，在熙河设买马司，分别管理买卖川蜀茶叶、交易番区马匹事宜。……川陕甘一带人口稠密、村镇密布，有大道，有捷径，道路呈网状分布。官府在四川至熙河道路的沿途“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或差发厢兵，或招募苦力，充当脚夫运输茶叶。同时官府以盐引之法鼓励川商参与茶运。通过茶马贸易昔日以军政用途为主的唐蕃古道蜕变为商贸繁荣的茶马古道。
——摘编自张洁《茶马古道线路兴替：基于官办茶马贸易的考查》
材料二 明初，政府在“以茶驭番”方针指导下，从茶叶的产销到马匹的交易管理都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管理体制。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封建官营体制内难以克服的弊端，茶马贸易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于是弘治三年，明廷出台“召商中茶”政策，“令陕西巡抚布政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之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允许商人参与茶马贸易活动。
——摘编自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北宋发展茶马贸易的主要措施。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采取这些措施的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相比，明代茶马贸易有何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变化出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古代中国的茶马贸易。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夷、夏杂居局面的结束和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出现了华夏（又作“中国”）居中、 “戎夷”分布四方的“五方之民”的观念……这一时期“夷夏之防”不再被强调，因而有关夷夏的记述也着重于言语、饮食、风俗等民族差异及其原因。
——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参半。唯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云云。太宗不纳。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材料三 1761年，乾隆谕示军机大臣： “理藩院专管蒙古事务，尚可兼办回部（今新疆南部地区）。著将理藩院五司内派出一司，专办回部事务”。……
清政府规定凡出现两个以上“灵童”，便采取金瓶抽签的方法，中签“灵童”为合法继承人，这就是“金瓶掣签”制度。理藩院负责对金瓶掣签的掌管，以维护达赖、班禅转生的合法性。
——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
(1)依据材料一，概括华夏认同局面出现的背景。结合所学阐述华夏认同观念的积极意义。(2)依据材料二，归纳“自突厥颉利破后”唐太宗对东突厥的处理方法。结合所学列举唐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方式。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清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及作用。
民生是指人民的生活、生计和生存的状况，民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 孟子的政治主张不是从历史上抄袭过来的，而是性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有下列各项：第一、给民以“恒产”；第二、赋税徭役有定制；第三，轻刑罚；第四，救济穷人；第五，保护工商。孟子的先王之道就其内容而论，与时代的要求相合拍，具有现实批判主义精神。
——摘编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初，定令有租赋庸调法，自开元承平久，不为版籍，法度玩敝。至德后，科敛凡数百名，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炎疾其敬，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帝善之，使谕中外，议者沮诘，以为租庸令行数百年，不可轻改，帝不听，天下果利之。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杨炎传》
材料三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促使以城市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日趋活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具体表现为市民享乐意识、自主意识与商业意识的觉醒。随着市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给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当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就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也就是精神娱乐消费。宋朝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对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明显推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子的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的原因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宋代直接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科技成就；简析促使这一时期“市民意识觉醒”的社会背景。
明清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
礼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明清时期，宗族仍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调节机制。但是，宗法的约束效力逐步涣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日趋明显。经研究者统计，至少在清代前期，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是很高，最为普遍的家庭还是由父母和子女结合成的三角。明清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的迹象，如在一些士绅家庭中，女子读书作文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在中下层家庭中，妇女再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商人精神与社会风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商人本身也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传统价值取向的变迁，导致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了崇商的趋势，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文人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明代中后期，在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愈显苍白无力，社会道德价值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有悖于正统道学的理欲观念，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张扬个性、满足精神和物质欲望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也助长了准求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
——摘编自袁行宏、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有改动
(1)上述材料中明清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二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2)阐述明清社会生活“因循”与“躁动”并存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提出的“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有哪些，分析其思想遭到冷落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儒家思想存在的缺陷。概括朱熹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3)依据材料三说明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怎样的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实现大一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大一统”这个课题。《禹贡》、《周礼》等主张中国、四夷“四海会同”，统一由“王”来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
——《礼记》
认识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用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治理各族人民要尊重他们的民族特点，不要随便地改变他们的习俗。
——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中国史》
材料二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汉武帝主导的文化建设迅速推及全国各地，并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西汉初年各地都存在形态各异且独立发展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直接继承自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化。到了武帝时期，各地文化开始趋同，渐形成一个整体，而六国文化基本消失，真正意义的汉文化出现了。
——马孟龙《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无论是陈独秀、鲁迅、吴虞，都还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人文主义、个性主义为武器；用进化论而不是历史唯物论来作为理论基点；而且又多表现出强烈的“全盘否定”文化传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因而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敢于砸碎精神枷锁的气魄是伟大的。
——林岷编著《中国文化史概述》
(1)依据材料，概括战国时期“大一统”观念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观念产生的历史影响。
(2)依据材料和所学分析汉武帝时期出现“真正意义的汉文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文化心态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