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的书籍书写材料都是比较笨重的，都不利于传输，特别是远距离传递。从中原往西，丝绸之路上也出土过一些早期的书籍，比如1956年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仪礼》木简，这些木简为松木制成，尺寸颇长，因此如果在古代的车子上运载的话，极易折断……纸传入中亚，被佛教徒使用之后，可以抄写、传播更大篇幅的佛典。

——摘编自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

材料二   秦汉时期，户籍等各类基础帐簿只能在乡制作。但乡吏介于官、民之间的政治身份以及鱼肉百姓的行为，向来为统治者所诟病，皇帝也因朝廷不掌握基础帐簿，无法遏制地方上计的严重造假。纸张代替简册后，基础帐簿上移至县廷制作，基层事务由县令统揽，帐簿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材料一：由宋入元，话本给元杂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经验。而统治政策的改变则推动大量文人自觉投入杂剧创作，他们既写现实生活，也写历史题材，极大地提高了杂剧的艺术水平，并开创了文人不依附于封建社会上层，而以民间文艺为依托的创作道路。至明清之际，出现了部分文人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如施耐庵、罗贯中等。他们对传统话本小说、民间艺人的演出以及民间传说，用自己的学识和文学见解，进行艺术创造，诞生了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宽仁、信义、忠信等的肯定和赞扬，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立足现实对封建社会予以“反戈一击”。这也引来封建文人针对性的写作，如针对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撰写了《荡寇志》等，使得这一文学体裁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摘编自康耀斌《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分期新界说》

材料二：中世纪后期市民文学是与基督教文化相去甚远的文化现象，是在长时期抑制欲望型的宗教文化精神氛围中生活的人自我意识觉醒、个性主义兴起的标志。市民文学往往以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愚蠢与贪婪，歌颂市民的机智和勇敢乃至狡猾、奸诈为主要内容，表现手段也通常是嬉笑怒骂的讽刺。这种嬉笑怒骂的讽刺风格、视狡诈为机智的道德观、高雅与粗俗倒置的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种文学在道德上的失范，审美观上的变异，但又基于特定的人文根基，而且预示着新的价值观、文化观的兴起，并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摘编自蒋承勇《论欧洲中世纪世俗文化的人文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