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公平性

材料一   隋文帝平陈后，以天下太平，大兴学校。“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隋炀帝时设置进士科，确立了朝廷设科招考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的考试制度。正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定继世。

——摘编自田磊《科举制与唐前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

材料二   由于寒人便于驱策，宋代科举从一开始便奠定了裁抑子弟，选拔寒士的鑍调。为此，宋太祖废除唐代科举中的“公荐”旧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为杜绝“行卷（考试前，考生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给有影响力的高官）之风”，采取“糊名”“誊录”。宋太宗淳化三年，朝廷明诏：“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摘编自李雅娜《唐宋之际的寒门崛起与士族衰弱—以科举制为切入点》

材料三   1397年明朝科举考试录取进士52人，全是南方人。北方举人强烈不满，纷纷指责主考官包庇南人、压抑北人。朱元璋派人复查，结果证明主考官并未舞弊，但明太祖为笼络北方士人，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皆北士也，史称“南北榜争”。这把长期存在的科考录取的地域分配问题提上了日程，宣德二年（1425年），杨士奇向明宣宗建议：“会试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明代完整意义上的南北“分地而取”的分卷制度正式形成、这一制度后来被清朝继承沿用。

——摘编自林白、朱梅苏《中国科举史话》

材料一   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的重要的军国事务，特别是战争的统筹、指挥几乎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满洲亲贵。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由西北两路发动战争意图平定准噶尔部。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清世宗建立军机处专事上述军务，最早进入其中的包括怡亲王允祥，议政大臣尹泰、阿齐图、特古忒、查弼纳，内阁大学士马尔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汉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也在军机大臣之列。由于军务牵涉事项较多，其权力范围逐渐扩张，首席军机大臣也成为清世宗所谓“赞襄机务”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主力撤回后，清世宗将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置将军由战时驻扎变为日常驻防并受军机处直辖。在军务外，这些将军也兼管民政、制衡蒙古王公，与理藩院体系下的册封羁縻治理形成配合。

——摘编自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材料二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允许主席对“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五院”之上，一切与“抗战建国”有关的重大事项均由其议定后再交付有关机关实施（紧急时也可自行实施）。后来，蒋介石又在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辅助他处理机要事务。当时，汉口《扫荡报》对此有社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据学者统计，至1947年该委员会撤销前，其有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合计超过六成，而关于军事的不到四成。

——摘编自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材料一   自秦代以来，郡县制成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定式。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明显具有地方性与割据性，因而唐朝立国以来就如何治理国家，实行分封还是郡县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礼部侍郎李百药上《封建论》，强烈反对封建诸侯，中书侍郎颜师古上《论封建表》，提出折中方案。当时朝臣大多反对分疆裂土。魏征谏言：当时天下人心未定，国家财力不足，改革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

——摘编自商爱玲《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材料二   柳宗元认为，分封制下的职位世袭，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在位者的贤能，故而很难确保为民服务的责任心。通过对周代社会治理状况的历史考察，柳宗元指出，在封建制下，通常是政治混乱的多而治理得好的少，而周天子又不能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君，真正尽心治理地方、爱护人民的人，因此，周代的问题就出在封建制本身。而郡县制下的地方行政长官由于实行选举制，“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够随时加以撤换，即“有罪得以黜”。因此，郡县制与分封制相比是进步的，有利于国家的治理，维护了“公”。

——摘编自彭新武《“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材料一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北朝至宋元1000多年的不断开凿修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隋唐时期是莫高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石窟数量多达1000余个，保存下来的有200多个，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石窟装饰纹样既保留了北朝时期敦煌本地图案和一些西域纹样图案的特点，又吸收中原地区石窟、陵墓雕饰、丝织物上的纹样特征，还吸取了中亚地区的一些纹样筑格。以花卉、禽兽等图案为代表，内容丰富，富于变化，色彩绚丽。

——摘编自关友惠《敦煌装饰图案》、高宇飞《人类敦煌：敦煌文化特色与形态》等

材料二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编自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不同而和、和实生物，从学理上看两者具备“相结合”后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良好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举，充分肯定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个人家庭、民族国家与人类社会诸层面的价值意义，结合新时代国内外现实条件与改革开放建设实践，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重塑并筑牢中国历史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时代的蕴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升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

——国承彦主编《传统文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材料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即位后，就“遍封宗子”问题征求意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遍封宗子”“不便”；魏征认为如果封建诸侯，会造成财政困难；李百药说封建会导致宗室间攻战相残。柳宗元在《过秦论》中列举秦朝“有叛民无叛吏”、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无叛州”，由此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萧瑀认为：“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虽然分封制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太宗也明确表示“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但贞观十一年太宗诏曰：“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先后任命了21个亲王和14位杰出功臣为世袭的州府刺史。正如刘秩所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

白居易在《议封建论郡县》中认为周代封建诸侯而亡是因为“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无分封而灭是因为“群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代七国之乱乃“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繇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

——摘编自冯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