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1)根据材料一，归纳桑弘扬盐铁官营计划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一政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阳铁厂停产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注：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材料三：包头地区拥有白云鄂博铁矿，煤、石灰石、萤石、耐火黏土等辅助原料也应有尽有。1955年集二铁路建成，苏联通过它向包钢运输了大批建设所需的设备。包钢是建国初期“156项工程”项目之一，在国家统一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学生和技术人员怀着建设新中国、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情来到包头，成为草原钢城的创业者。1959年10月16日，包钢一号高炉出铁，结束了内蒙古地区“寸铁不产”的历史。包钢和鞍钢、武钢一起成为我国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
——摘编自《“一五”计划与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
(1)根据材料一，归纳桑弘扬盐铁官营计划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一政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包头草原钢城迅速崛起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汉代统治者奉行重农积谷的国策，粮食被视为“天下之大命”的重要战略物资，采取了“务氏於农桑，薄赋敛，广畜积”的政策。汉代还实行募民入粟赐爵政策。同时，汉朝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大批的粮仓，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粮食仓储体系。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政府多次进行“反田”，限制土地兼并。
——摘编自张喆、戚亦农《试论汉代国家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措施》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主要是根据粮食问题产生的不同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52年，利用政权力量对粮食进行合理调配，利用市场机制使粮食得到正常流通，制定政策刺激粮食生产，加大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投入；1953年到1954年，根据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发展的情况，采取了控制粮源的措施，制定了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控制在国家手中；1955年之后，则针对统购统销造成的农村关系紧张等问题，为了完善和改进统购统销政策，采取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
——摘编自马双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实践和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措施，并指出其粮食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粮食问题的特点。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经济政策调整给你的启示。
材料一 汉高祖刘邦发布诏令：减轻田租，什五税一（即国家征收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作为田赋）；释放奴婢；士兵还乡务农，以功劳行田宅……
孝景二年（汉景帝时期），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诏曰：“农，天下之本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
材料二 由于对中国丝绸的刚需以及中国保持对外交流和交往的需求，丝路沿线大国把欧亚大陆东西两边早已建立起来的成熟交通网络，连接成一个由官方提供军事保护和后勤支撑的网络。通过这个有主干和支流的网络，欧亚大陆东西方的人员、信息和物资得以顺畅交流。
——《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未停止》
材料三 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起，再到十六国时期，北方更长时间陷入战乱之中，人民纷纷流徙江南，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片萧条，南方则在相对稳定条件下利用北方南迁的大批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经验，使经济持续发展。
——刘亚荷《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两位皇帝采取的措施的共同点。(2)材料二中的“交通网络”指的是什么？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说这个“交通网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归纳西晋末年以来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推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至少写出三点）
材料一 所谓耕读，即半耕半读。汉到唐时期，我国山林文化逐步形成与发展，再加上佛道两家的影响，不少士人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佛道两家的出世观，这样便把古已有之的“退处则为乡党自好”、“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赋予了一种新的超脱精神，走上了所谓隐逸或隐遁的道路，读书山林渐成风尚。宋代陆九渊在象山精舍率领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相与讲习。还有一些士子把耕读结合作为实现自己改良社会理想的一种途径，如元代郑玉曾写过《耕读堂记》，很有代表性。“夫古之时，一夫受田百亩，无不耕之士，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无不学之人……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明代教育家吴与弼认为道德修养不勤奋不行，而勤奋的品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否则，难以达到先哲的境界。半耕半读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耕读结合的现象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
——摘编自胡青《耕读——中国古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材料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迎来了工业革命与大机器生产的时代，西方劳动教育也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英国、法国、德国等早期义务教育法、工厂法中有关于对人民大众的弟子必须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的法律规定；而对资产阶级弟子而言，还包含强健身体、焕发心智等方面的规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主张儿童的劳动与学校、学习，技术相结合，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欧文非常重视劳动教育对学生品德、个性发展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劳动教育的育人意义。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谋生的手段、职业的要求、甚至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论述劳动教育的作用。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学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劳动教育。
——摘编自徐辉《从生产性到育人性：西方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视耕读结合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西方劳动教育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汉代之前，关于中华血缘之祖的说法有多种。汉代以来，黄帝地位在民间信仰体系中逐渐超越其他先祖形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黄帝本纪》时，走访了黄帝足迹所历之地，考察了黄帝的事迹与影响，最终把黄帝作为第一位的古圣帝写入《史记》。汉武帝曾把黄帝作为陪祭“太一”之神而祭祀。其后，汉宣帝、王莽也郊祀过黄帝。东汉时期，光武帝把黄帝作为“中央之帝”定期予以隆重祭祀，祭祀的规格都有严格规定。在统治者看来，“黄帝”不但是中华始祖，还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神祇，而且，黄帝不再是陪祭之神，而是作为真正的“中央之帝”予以隆重祭祀，其突出标志显示在祭品等级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
——摘编自刘德杰《汉代对黄帝始祖的认知与接受》
材料二 1937年3月杭州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蒋介石达成一致意见，拟于本年清明节由国共两党同赴陕西祭拜黄帝陵。国共两党的祭文都赞扬了黄帝的丰功伟绩，但国民党的祭文通篇限于追述轩辕功业，乞求黄帝保佑。共产党的祭文分三个层次，从“赫赫始祖”到“雄立东方”是第一个层次，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始祖轩辕；从“世变沧桑”到“我为奴辱”是第二个层次，讲述国运变化；最后表达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决心，呼吁各党各界团结一致。中共祭文本准备由上海《大公报》发表，但由于该报地处国统区，因此始终未能发表出来。世人最终还是通过延安《新中华报》相关消息看到这篇祭文。
——摘编自朱召鸿《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祭祀黄帝陵的文化认同与政治分歧》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黄帝认同现象形成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37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的原因及主要分歧。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
材料一 安德森说，“……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竞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力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材料二 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昊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政务军务紧急时，还可以通过驿传系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赵充国自金城申请军事计划至汉宣帝批复后颁下，往返不过7天，驿递行速达到每天400公里以上。
——王子今《古代交通与秦汉文明》
材料三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安德森认为中国是“抽象的国家”的理由。根据材料二、概括秦汉王朝加强对“抽象的国家”控制的措施。(2)近代中国人自办电报始于何时何地？根据材料二、三、与古代“驿骑传递”相比，近代电信技术有哪些特点？
(3)根据以上材料，你认为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材料一 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直至晚清时期，“天下观”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是把中原王朝看做“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政治疆域，更非一个种族疆域”。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崇尚的是仁、德、礼等文化价值观念，所要实现的是协和万邦的天下秩序。……良好的商业航海气氛和城邦政治孕育了古希腊人朴素的世界主义观念，斯多噶派最先提出了“世界大同主义”的观念，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言：“全世界都是我的故乡。”古罗马帝国亦产生了一种帝国精神，即对武力征服、对外开拓、帝国一统的追求。
——摘编自侯毅、吴昊《论中国“天下观”与西方“世界主义”》
材料二
时间 | 霸权更迭 |
16—17世纪 |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成为海上霸主 |
| 17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 | 英国取代荷兰霸主地位，随后又多次击败法国，维持了海上霸权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 美国海权崛起，英、美、法、日等海权国家并立 |
二战结束后 | 美国海军成为独一无二的海上力量 |
| 21世纪以来，全球社会的发展 | “海上多极”趋势明显；各海洋强国既需要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又需要在全球治理上协调一致 |
——摘编自胡波《从霸权更替到“多极制衡”》
材料三 新中国的“世界观”的发展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对世界保持高度警戒；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80年代……加快走向对外开放；第三个阶段是世纪之交前后10年，迅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认清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形成“和谐世界”的理念。
——江涌、王力、黄莺《60年中国之“世界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和世界古代“天下观”异同，并分析其观念差异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归纳近代以来海上霸权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影响其霸权演变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世纪之交的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深远意义。
材料一 孔子和西塞罗是古代中国和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生活在社会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公正至关重要，主张财富分配要体现出社会公正。西塞罗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并指出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孔子始终把道德品行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且也看到了法令法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西塞罗宣扬那种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罗马的那种传统美德之上，国家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法治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制订的良法要得到普遍的遵循。他们针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种种解决方案，虽然二人都未能解除当时社会长久积聚的种种痼疾，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却足以称得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摘编自王芳《孔子与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辽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行为课税。西方国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用料多、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缓和利益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比如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和补贴制度帮助农民增收，还采取了区域开发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这些措施既缓和了社会矛盾，还保证了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即满足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共同需要。
——摘编自王启云《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和西塞罗和谐思想的相同点，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二战后西方国家为促进社会和谐而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