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开辟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写道：“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岂郑君之罪也。

……哥氏（哥伦布）之航海，为觅印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也。……若我国之驰域外观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张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北必归之公”，“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均摘编自网络

材料一   明朝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有这样一段评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 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 非慕宋而乐趣之，而势固然已！

材料二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记载了明太祖废除宰相一事：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对明初废宰相的做法发表了看法：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指出“天下不能一人而治”，认为“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丞相进，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 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他还认为宰相的存在可一定程度上补皇权制下皇帝个人素质的不足。

材料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视风以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视世以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式道德，汉而下持世者式功力，皆其会也。逮于宋，则仁义礼乐之风既远，而机权诈力之用亦穷，艺祖、太宗睹其然，故举一世之治而绳之于格律，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规矩，循循焉守文应令，雍容顾盼，而世已治。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

材料一   三省分掌议政、决政和执行之权，实则将以前如汉代丞相之权，分隶三省，而总于皇帝，以便于皇帝控制。（唐代中期）以后仆射不是宰相，不参与决策，而专管行政。但还是注意发挥三省的定策、封胶和执行的作用，以期收到既能加强集权又能提高决策和行政效率的结果，从而强化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材料二   这样君权与相权互相制衡，避免了皇帝的独断专行。皇帝作为最高领导，看待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宰相代表政府官僚机构，一般强调要按制度办事，要遵循官僚机构的运转规律，所以双方的冲突时有发生。

——摘编自马克走《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明代苏杭地区的居民职业结构表

材料二   清中期以前苏州地区重要经济指标统计表（部分）

(注；踹匠是踹布手工业工人，强壮者每天可踹布5匹：苏州当时有踹匠约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