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姜女的故事原型产生于春秋时期，主要内容如下：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吊唁)之。(杞梁妻)辞曰：‘殖(即杞梁)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意即在郊外吊唁不合礼制)齐侯吊诸其室。”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袭莒”

材料二   西汉时期，孟姜女故事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庄公袭莒，殖(即杞梁)战而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杞梁)，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内无所依……外无所倚……吾岂能更二(即改嫁)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即投淄水而死)”。

——(西汉)刘向《列女传·贞顺传》

材料：西晋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谓识治（治理国家）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夫。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用兵谋略），非其所长欤。”该评价引发了关于“陈菲是否有意贬抑诸葛亮”的长期争论，成为一桩史学公案。此案在历代史书中的书写情况大概如下：

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材料一   朱熹对中华传统“人文化成”的美育观念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精辟概括，他说：“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知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这明确表达了朱熹美育教育的三个诉求：“以养性情”即“养心”、“育人材”即“成人”、“事神祇，和上下”即“厚风俗”。

     ——据赵贤迪《朱熹：养心，成人，厚风俗》

材料二   达·芬奇认为，“美，是一种聆听，来自内心，来自人对现实世界的切身感受。美，是一种自觉信仰，不屈服于任何居坐高大教堂中的红衣主教。”“绘画实际上是科学与大自然的合法女儿。”后世研究者广泛认为，达·芬奇的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据张冲《达·芬奇美育思想探析》等

材料三   1896年，梁启超在其著作《学校总论》中提出：“世界之运，由乱而治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在他看来，“美育要尽量发挥情感的真善关，而且要淘汰邪恶与奸丑。进而推之，美育的真谛是国民在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上必有一种独立的精神。”

       ——据邱嵘《梁启超美育思想探析》

材料   曹操形象演变的过程

——摘编自曹龙《曹操形象演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