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均记载：唐强盛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包括波斯商人在内的胡商纷至沓来。他们将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宗教信仰、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带入中原，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然而，萨珊波斯帝国却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危在旦夕。面对阿拉伯人势不可挡的政治威胁与军事进攻，萨珊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曾三度“遣使朝贡”，向唐朝求援。终因路途遥远，唐太宗爱莫能助。642年，阿拉伯大军在奈哈万德彻底摧毁萨珊军，攻克泰西封。耶兹底格德三世逃往中亚，651年卒于木鹿，萨珊王朝遂亡。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求救于唐朝。为了安抚流亡的波斯王子，同时也出于对西部疆域安全的考虑，661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按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的记述，“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翌年，卑路斯被唐高宗封为波斯王。据《册府元龟》记载，卑路斯两度“遣使访朝”，向唐高宗“献方物”，并于673年亲自来华。由于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674年卑路斯等波斯贵族入唐避难，定居长安。萨珊波斯亡国后的百余年间，唐朝对流亡、寓居、滞留于大唐境内的波斯王室后裔礼遇有加、诚信亲善。有学者认为，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就是已经融入中华文明的古波斯后裔。
——摘编自雷钰《丝绸之路见证下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与波斯友好交流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要进一步研究唐朝与波斯关系还需哪些方面的史料。
材料一 秦国，其公族原出东夷，西迁后长期与戎狄杂处，被目为戎狄。“好马及畜，善息养之”，传到襄公时，以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受封为诸侯，并授之周人的故土——“岐以西之地”。到秦缪公之时，国势强盛，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霸业。此时的秦缪公，在与戎王使者由余对话时，俨然“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中国自许。
——据田广林 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整理
材料二 敦煌便是国际文化进入的大门，……从地理上看，天山东部像一座半岛，遥遥相望的敦煌犹如一座灯塔，为“日款于塞下”的商胡贩客领航、指路；……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唐代敦煌的变化更为深刻……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已不亚于国都。……敦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行政中心、国际贸易市场，也是佛门圣地……更为精彩的是，壁画和塑像反映出不同文明在碰撞中悄悄地改变着。
——张传玺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册
(1)春秋战国时期，各少数民族出现华夏认同观念。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国这一观念形成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概述秦朝建立后顺应这一观念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采取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敦煌郡设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体裁，影响所及，直至明、清。按《史记》内容，除作者亲身调查所得，还取自前代的《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史记》的体裁也受到前人的启发，《史记》有十二本纪，本纪为编年体，取法于《春秋》；有十表，取法于《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等；有八书，为专门史，《世本》有《居篇》《作篇》，可能是专门史的滥觞；有三十世家，基本上（主要指先秦诸侯国）也是编年体；有七十列传，为人物传记，刘知几以为此体乃司马迁所首创，而章学诚则认为“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司马迁的真正创新在于他把许多传统的体裁加工并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当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使他有了资料条件，另一方面是汉代建成大规模的皇朝，造成“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时代特点，使他深受感染。
杜估的《通典》，开创了史书的典制体体裁，以后相沿，清代尚有续作。就这种专门史汇编的体裁而论，《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是《通典》的雏形，刘秩（知几之子）的《政典》成了《通典》的直接先导。《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杜佑安排全书内容的逻辑结构，表达了他“将施有政”的构思层次。杜估作为政治家、理财家而兼史学家，对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了然于怀，力求从各种制度的发展中寻出得失之由和应对之方。杜佑当时面临的问题，正是封建制度各方面长期发展的结果。
——摘编自白寿彝《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角度概括《史记》和《通典》的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和杜佑取得史学成就的共同原因。
长安城的文化特色
唐代长安城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25条大街将全城分为2市108坊，108坊对应寓意108神灵的108颗星曜；它也将一年四季、周礼之制，皆寓于坊列。城垣门阙、宫殿楼阁、离宫行馆是唐长安的主流建筑，唐西内太极宫承天门五个门道，宽度比起明清天安门五个门道分别高出3.25米、2米、2.37米。唐长安里坊制度下，与皇宫内苑越近，里坊建制规模越大，反之则逐渐缩小。在长安的中央政府里，有来自当时各少数民族，如契丹、回鹃、吐蕃等族人员充当唐朝廷的文武官员，也有亚洲许多国家，例如大食、波斯、天竺、高丽、新罗、百济、日本 等各国人士接受唐朝的职事。长安两市商贾多达220行，买卖非常兴盛。唐人笔记、《太平广记》中都多次提到“胡店”“波斯肆”,由于商贸兴隆，市上甚至有专卖穿钱绳为生的人。唐代是一个诸教共同发展的时代，其中长安城就有124所毒院。40余处道观，另外还先后建有5座袄祠。
——摘编自史向军《唐长安城市文化特征探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唐代长安城市的文化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唐代长安城文化特征形成的原因。
材料：史料一
史料二 洛阳龙门石窟之卢舍那大佛(始建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四月)史料二开皇元年，高祖普召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
——《隋志》
史料三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探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
——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
(1)指出材料中的三则史料对研究魏晋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原因。
材料一 秦始皇又增派援军，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秦在统一过程中，派遣数十万内地人民到南方去戍守，把中原人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促进了当地的开发。在南北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南方边地的过程中，也修通了道路，特别是修凿了灵渠，使长江水系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
——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汉至唐南北方户数变化表（单位：万户）
| 地域 | 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 | 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
| 北方 | 965 | 493 |
| 南方 | 111 | 257 |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注：公元742年为唐玄宗即位时期。)
材料三 自永嘉风暴到隋的统一，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互相冲突、采借文化的时期。调适的结果形成了文化的整合或涵化，最终的表现则为隋唐帝国光辉的汉胡混合文化的光临。
——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始皇为统治越族地区采取的具体举措。(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汉至唐南北方户数变化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人口迁徙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材料一：由宋入元，话本给元杂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经验。而统治政策的改变则推动大量文人自觉投入杂剧创作，他们既写现实生活，也写历史题材，极大地提高了杂剧的艺术水平，并开创了文人不依附于封建社会上层，而以民间文艺为依托的创作道路。至明清之际，出现了部分文人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如施耐庵、罗贯中等。他们对传统话本小说、民间艺人的演出以及民间传说，用自己的学识和文学见解，进行艺术创造，诞生了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宽仁、信义、忠信等的肯定和赞扬，以及《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立足现实对封建社会予以“反戈一击”。这也引来封建文人针对性的写作，如针对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撰写了《荡寇志》等，使得这一文学体裁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摘编自康耀斌《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分期新界说》
材料二：中世纪后期市民文学是与基督教文化相去甚远的文化现象，是在长时期抑制欲望型的宗教文化精神氛围中生活的人自我意识觉醒、个性主义兴起的标志。市民文学往往以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愚蠢与贪婪，歌颂市民的机智和勇敢乃至狡猾、奸诈为主要内容，表现手段也通常是嬉笑怒骂的讽刺。这种嬉笑怒骂的讽刺风格、视狡诈为机智的道德观、高雅与粗俗倒置的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这种文学在道德上的失范，审美观上的变异，但又基于特定的人文根基，而且预示着新的价值观、文化观的兴起，并在文艺复兴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摘编自蒋承勇《论欧洲中世纪世俗文化的人文走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元以来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世纪后期市民文学与明清小说的差异，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材料二 美洲作物之引种中国大多发生在明清时期，其中既有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类油料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等蔬菜瓜果，也有烟草、陆地棉等经济作物，总数接近30种。
部分美洲作物传入中国简介
作物 | 简介 |
玉米 | 16世纪中后期，玉米的种植记载开始出现在甘肃《平凉府志》和云南《大理府志》等地方志中。早期“山间民只知种秋禾、玉米”，平原地区居民仅在地头屋角、田畔园圃“偶种一二”“以娱孩稚”；至清朝中后期，玉米种植已遍及大江南北绝大多数省区，各地有关玉米的称谓多达99个 |
番薯 | 明嘉靖《云南通志》指出云南六府州均种植“红薯”；福建《闽小记》记载：“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明人苏琰《朱蓣疏》亦载：万历年间泉州出现饥荒，“他谷皆贵，惟薯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曰朱薯”。18世纪末至 19世纪初，番薯逐渐传至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 |
番茄 | 1613年山西《猗氏县志》中已有番茄种植记载。番茄引种之初作为观赏植物，19世纪中后期才进入菜圃，20世纪初上海等大城市郊区开始栽培食用 |
烟草 | 烟草传入之初主要作为药用，后成为大众嗜好品，迅速发展；17世纪80年代，福建地区的烟草种植“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到乾隆年间，已发展到“耕地十之六、七”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两则史料的类型及其研究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美洲作物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影响。
材料一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书编辑实践活动充分发展并日臻成熟的阶段。秦汉帝国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使农业生产水平得到大幅度地提升。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让铁犁牛耕这种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在黄河流域得到普及，并逐步向其他地区扩展。这使得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新生产力蕴含的巨大能量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同时，汉平帝年间（公元前9年一公元6年）中国人口已达5900万，农业技术的成熟与人口对粮食的巨大需求，使得系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一个迫切的需要，大型综合性农书的出现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以《汜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为代表的一批传统农学经典大量涌现。
——摘编自莫鹏燕《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农书及其编辑实践研究》
材料二 古代中国与罗马都是以农立国的典型的农业国家，在公元前一世纪，两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有着明显的提高，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方面。中国自先秦以来长期推行重农政策，农业生产部门按其重要性排序依次为五谷、桑麻、六畜、蔬果、渔业、林业。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由一个古朴单纯的农业小邦发展成农、工、商、高利贷全面繁荣的经济强国。对于金钱与利润的追求，使他们大多转而从事利润更高的园艺果圃业。与市场商品经济挂钩的产品成为农业的主导，而粮食则用低廉的价格从北非运购。他们在农业上的重要性排序是葡萄、可灌溉的园圃、柳园、橄榄园、牧场、谷田、采伐林、树木园、橡树林。在中国农业中占居首位的五谷被降至第六，与西汉的农业观大相径庭。
——摘编自张齐政《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一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书大量涌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农业发展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隆、万（明代隆庆和万历皇帝）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余年，未征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后居正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食货志二》
材料二 在清末新政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便是财税制度的改革。清政府将原先的户部改组为度支部，其内部各司的设置按业务分工来进行，按近代财务管理要求设立了专管收支、内外债的会计司和专门管理金融的大清银行、造币总厂等。清政府试办全国财政预算案是财政管理体制的一大进步，为以后的民国历届政府所沿用，在中国财政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旧税种的改良、新税种的设立、海关税的改革以及国地税划分的筹划等内容，减少了商品流通的阻碍；新税种中的印花税的设立则是符合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扩大税源。清末审计院的筹划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的结果，它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审计制度，开始引进西方体制，标志着近代审计的开端。
——摘编自王刚《清末财税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赋税制度实施的背景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新政财税改革的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