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佛教盛行，景教、祆教、拜火教也在唐朝得到尊重。外国人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唐朝入仕为官。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

材料三   如果说在初创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管理者的“个人魅力”起了相当大作用的话，那么，随着深度市场化和自主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则要求经济管理由过去比较注重政策优惠和“个人魅力”逐步提升为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总之，以深度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作为改革的战略取向，中国经济体制才能更加完善、更具有生命力，才有可能成为当代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体制之一。

——整理自【美】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这位不久后被称为始皇帝的秦国君王，歼灭了战国六雄中最后一个残存的国家齐国，由此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宏业。中国史上诞生了首个大一统王朝。天下统一后，各种新制度、新政策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一夜间，一个拥有全新国家结构与特征的大一统国家拔地而起。

——（日）西嶋定生《秦汉帝国：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材料二   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下，既重视“要在中央”，也强调因俗而治，并非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元史·地理志》总结道：“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引自《论语》《韩非子》

孟子、荀子虽然对儒家思想加以发展，但他们这种以“仁义道德”统一天下的思想主张在战国争霸时期终究是纸上谈兵，不能适应战争兼并的形势……由于商、韩思想是将以“富国强兵”为基本目标的功利追求通过“尚农战”、“重赏罚”等突出强调功利予夺的制度性、操作性中介与“君主专制”紧密联系起来，既是商鞅、韩非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战国政治的重要特点。

——摘编自乔健《从“重礼义”到“尚功利”——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一条重要线索》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徵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徵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徵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

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法国于1804年颁布了《法国民法典》。这部法典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定封建特权，规定每个公民具有同等的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它确认了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农民占有贵族和教会土地财产的合法性，保证不受封建势力的侵犯；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规定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等，都必须通过契约，买卖、交换，一切均可以自由经营……这部法典确立了现代民法体系，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

——摘编自王贵水《一本书读懂法国历史》

材料一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

——《资治通鉴》卷26

材料二   均田制的瓦解，农民的大量逃亡，使唐政府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剥削制度愈来愈难以维持了。安史之乱后，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为了整顿赋税制度的这种混乱局面，唐德宗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了新的调整。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主张、愿望和要求。这一时期，“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等。这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先后对楼兰、大宛进行了征讨，皆以胜利告终。在征伐大宛之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西域都护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人员均由中央任免。西域的一切事务均由都护去处理，包括屯田、西域诸国国内的事务，而且西域都护府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在西域的权限已经超过了国内的一般地方行政，似乎拥有与诸侯相等的权力，其权力最大的表现就是行使中央对于西域诸国的任命、册封与奖惩。

——摘编自张《“天下”与“统一”:汉与西域关系的再认识》

材料二

材料三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祖孙四代的开拓，中国疆域达到了内在发展的极致。中国按照自身发展的轨道滑行，国力达到了全盛。在此条件下，清朝于北方遏制了沙俄的继续南下，且运用外交手段划定了边界；于南方，运用朝贡贸易体制把欧洲列强的权利锁定在规程所允许范围内。

——摘编自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

材料一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承上启下、趋向完备的时期。隋唐统治者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的旧制，革弊创新，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极大地加强国家的控制能力，从而也使皇权进一步加强，这是隋唐国力鼎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为如此，隋唐的制度对赵宋以后的制度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曹大为、赵世瑜等主编《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下）

材料二   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三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